精神药理学革命阴影下的维也纳:1951-1969年间疟疾发热、胰岛素昏迷与电休克疗法的临床应用与伦理审视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03日 来源:Wiener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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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推荐:针对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诊所1951-1969年间持续使用四种高侵入性躯体疗法(疟疾发热疗法、胰岛素昏迷疗法、卡地唑惊厥疗法和电休克疗法/ECT)的历史争议,研究人员通过分析14,919份病历档案与国际文献,揭示了这些疗法在精神药理学革命过渡期的应用规模、适应症演变及伦理问题,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

  
在精神药理学革命席卷全球的二十世纪中叶,当氯丙嗪(Largactil)等新型精神药物开始重塑精神病治疗格局时,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诊所却依然延续着战前开发的四种高侵入性躯体疗法。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医学传统与伦理困境?汉斯·霍夫(Hans Hoff)教授领导的维也纳诊所为何直到1960年代末仍在坚持使用疟疾发热疗法、胰岛素昏迷疗法这些被视为"英雄疗法"的传统手段?
为解答这些疑问,维也纳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格尔诺特·海斯(Gernot Heiss)教授团队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专项研究。他们系统分析了1951-1969年间维也纳精神病学大学诊所成人病房的14,919份病历档案,重点关注被诊断为神经梅毒、智力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和精神病态的五类患者群体。研究同时考察了同期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和英国专业文献中对这些疗法的讨论,以期客观评估这些疗法在向新药理治疗过渡时期的技术地位与伦理争议。
研究采用多源史料分析法,主要技术手段包括:1)历史档案研究:提取维也纳总医院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大学诊所档案库中保存的9万份病历中的治疗数据;2)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梳理五国专业文献中对四种疗法的学术讨论;3)口述史采集:通过对亲历诊所工作的医师进行访谈和书面问询获取第一手资料。
疟疾发热疗法的特殊地位
研究显示,疟疾发热疗法在维也纳诊所具有特殊历史地位。这种由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开发并获1927年诺贝尔奖的疗法,原本专门用于治疗神经梅毒中的进行性麻痹。然而在1951-1969年间,维也纳诊所记录的869例疟疾治疗中,近79%(609例)被应用于非梅毒性疾病,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和精神病态。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疗法的应用在1960年代反而出现回升,最后记录使用时间为1968年12月。研究发现了特殊现象:部分患者被明确标注为"宿主"(Stammtr?ger),定期在维也纳大学诊所与市立鲍姆加特纳霍赫(Steinhof)精神病院之间转移,目的显然是维持疟原虫虫株的延续。尽管这些患者同时接受疟疾治疗,但其作为生物媒介的功能引发了严重的伦理质疑。
胰岛素昏迷疗法的持久影响
由曼弗雷德·萨克尔(Manfred Sakel)在维也纳开发的胰岛素昏迷疗法同样展现了顽强生命力。作为研究期间第二常用的传统疗法,霍夫教授曾于1953年和1958年两度提名萨克尔与乌戈·切莱蒂(Ugo Cerletti)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称其"开启了精神病学从单纯描述性疾病科学向高度活性治疗医学的完全转变"。
维也纳 clinicians 相信,每日重复(除周日外)至少50次的胰岛素昏迷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葡萄糖摄取,从而破坏"病变中"的细胞功能。尽管随着神经阻滞剂的引入,该疗法使用量从1951年的95例逐步下降到1968年的16例,但诊所主要专家奥托卡·H·阿诺德(Ottokar H. Arnold)1960年仍坚持认为"正确指示和实施的完整胰岛素休克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治疗"。
惊厥疗法的技术演进
卡地唑惊厥疗法和电休克疗法(ECT)构成了另外两种重要干预手段。卡地唑疗法因会引发"极度痛苦的感觉"而通常仅在胰岛素昏迷期间使用,仅发现1956年两例自杀未遂患者和1952年及1957年两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殊应用案例。
电休克疗法则是四种疗法中最常用的一种,1951年有382例患者接受治疗,1955年达到峰值469例。尽管1969年下降到123例,但维也纳的使用率仍显著高于同期苏黎世大学医院。维也纳 clinicians 对ECT的技术改进贡献显著,特别是奥托卡·H·阿诺德早期使用利松农(lysthenon)作为肌肉松弛剂,有效防止了治疗过程中因抽搐引发的骨折。
传统与创新的复杂交织
研究发现,尽管"精神药理学革命"影响了维也纳精神病学实践,但四种传统躯体疗法仍然占据核心地位。它们与新药物联合使用,在神经梅毒治疗中甚至与青霉素协同应用。
霍夫领导的诊所实际上快速接纳了新型精神药物——1952年引入的氯丙嗪在当年就获得了维也纳 clinicians 的高度评价,并被迅速整合到奥托卡·H·阿诺德1963年制定的精神分裂症治疗指示方案中。这些方案同时强调了社会化疗法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业治疗以及体操、运动、舞蹈和音乐疗法。在康复阶段,门诊团体和家庭治疗,尤其是劳尔·申德勒(Raoul Schindler)1940年代末开创并与阿诺德共同发展的双焦点团体治疗(bifocal group therapy)被赋予重要地位。
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
研究表明,疟疾发热疗法和胰岛素昏迷疗法在维也纳的持久使用(分别直至1968/1969年和1970年),与霍夫教授在维也纳精神病学传统中的特殊位置密切相关。这两种疗法都诞生于维也纳并为其赢得了世界声誉,霍夫本人曾参与这两种疗法的开发——在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和奥托·波茨尔(Otto P?tzl)指导下参与疟疾疗法研究,作为曼弗雷德·萨克尔密切合作者参与胰岛素昏迷疗法开发。
霍夫在1950年就职演讲和1954年论文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于维也纳传统,寻求将临床传统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学派"调和"发展。在霍夫的"整体治疗计划"中,有机生物学与心理治疗、心理动力学和社会精神病学治疗方法被整合在一起。虽然传统和新兴的有机生物学疗法主导了临床实践,但心理卫生和社会精神病学方法则定义了他建立和扩展诊所外机构的诸多倡议,包括卡尔克斯堡酒精中毒者康复之家、米特斯泰格处理精神异常罪犯的特殊设施、学校心理学服务、婚姻和家庭咨询中心以及危机干预中心等。
这项研究最终揭示,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诊所在1951-1969年间对传统躯体疗法的坚持,既反映了医学传统的力量,也展现了技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伦理挑战。这些历史经验为当代精神病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提醒我们在拥抱技术创新的同时,需要持续关注治疗方法的伦理边界和患者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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