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团队：被过度强调的益处还是不可或缺的必要？——从理论共识到实践困境的多维度审视

本期《Herz》聚焦心脏团队（Heart-Team）在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TAVI、M-TEER、T-TEER）和冠脉血运重建中的实践困境，通过剖析经济激励、结构变革与伦理决策的冲突，揭示多学科协作模式在真实医疗环境中的实施挑战与优化路径，为心血管疾病个体化治疗提供关键决策框架。

　　

在当代心血管医学领域，"心脏团队"（Heart-Team）已成为指南推荐的金标准决策模式，其理想化的多学科协作框架被赋予实现患者中心化、证据化诊疗的使命。然而随着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二尖瓣经导管缘对缘修复术（M-TEER）等介入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诊断相关组（DRG）付费体系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一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执行正面临严峻挑战。《Herz》期刊2025年第5期社论由德国莱比锡心脏中心的Michael A. Borger与Holger Thiele共同执笔，通过剖析心脏团队在结构性心脏病和冠状动脉疾病（KHK）治疗中的实践现状，揭示了理论共识与现实执行之间的深刻鸿沟。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采用多维度批判性分析框架，综合评估心脏团队在以下领域的实施现状：1）基于SYNTAX研究及欧美指南的规范要求，分析多学科协作模式在血运重建决策中的应用；2）通过比较随机临床试验人群（平均60岁）与实际诊疗人群（平均>75岁）的差异，评估证据外推的局限性；3）采用医疗经济学分析方法，剖析DRG付费体系对经导管介入技术与外科手术选择的影响；4）通过伦理决策模型，探讨超适应证应用介入技术的边界问题。研究数据源自莱比锡心脏中心的临床实践数据库及德国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参数。

研究结果分析

从共识模式到权力结构演变

心脏团队的理论模型要求心内科、心外科、影像学、麻醉学及老年医学等多学科平等参与决策。然而实际运作中，基础设施分布（如导管室与手术室位置）、心脏外科的机构化设置程度、以及经济激励措施等因素，常导致某一学科获得事实上的决策垄断权。研究表明在缺乏制度化外科支持的医疗机构，经导管介入治疗的选择率显著提高，反映出结构性因素对诊疗决策的潜在影响。

经济与结构性约束的冲击

在DRG付费体系下，经导管介入手术因操作时间短、康复快、初始资源投入少等特点，往往获得更高经济回报。这种经济激励机制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形成叠加效应：截至2025年，接受血运重建的患者平均年龄超过75岁，远超随机临床试验人群的60岁平均水平。同时心脏外科领域面临创新停滞挑战——工业界投资兴趣减弱、简单病例减少导致外科医生培训难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学科间发展的不平衡。

伦理维度的决策挑战

研究揭示心脏团队实践中存在显著的"知情同意偏差"：患者教育常由单一学科主导，替代治疗方案的解释可能存在选择性呈现。特别在高龄合并症患者中，存在"技术可行性驱动决策"现象——即使生活质量获益不确定，但因手术风险低而选择介入治疗。真正的患者参与决策机制在多数机构仍未实现。

沟通机制与决策质量缺陷

时间压力成为制约心脏团队有效运作的关键因素。多数机构的团队讨论被压缩至数分钟内完成，导致 interdisciplinary 讨论流于形式。研究发现在稳定型多支血管病变患者中，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决策常未经充分团队协商，而是通过"走廊简短沟通"或电话决策等非正式渠道完成，缺乏完整的影像评估与规范文档记录。

结论与展望

心脏团队作为心血管领域最具潜力的决策机制，其有效实施需克服三大核心障碍：首先是结构性重构，需建立标准化操作程序（SOP）和强制记录制度以确保决策透明度；其次是经济激励再平衡，应消除不同治疗方式间的报销差异，防止经济因素扭曲临床决策；最后是伦理决策能力提升，团队需建立"否决机制"勇于拒绝不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干预建议。作者强调，在经导管技术快速演进和医疗经济压力倍增的时代，真正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心脏团队理念，而非仅将其作为指南中的口号，对保障心血管诊疗质量具有决定性意义。

该研究的价值在于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多学科协作决策模式在真实世界医疗环境中的实施障碍，为医疗政策制定者、医院管理者和临床医师提供了优化诊疗路径的具体方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医疗技术复杂化，如何构建真正有效的多学科决策机制将成为全球心血管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