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环境价值观重要吗？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Does CEO Personal Environmental Value Matter?

环境CEO意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通过流行病学方法匹配CEO姓氏来源国与全球价值观调查（WVS）环境意识得分，发现CEO个人环境价值观每提升1个标准差，企业环境绩效提高0.79%。在BP漏油事件后，高环境意识CEO企业环境绩效改善幅度达2.5%。实证显示该影响主要通过减少资源消耗（系数-29.7%）和碳排放（系数-18.5%）实现，但对环保创新无显著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企业遭遇环境危机时，CEO环境意识每提升1单位，销售损失增加7.3%，但股东财富保护效应显著（危机期异常收益+1.5%）。该研究为环境治理提供新证据，揭示文化价值观的跨代际影响机制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并期望企业能够采取更积极的环保措施。这一趋势促使学者和实践者重新审视高管个人价值观对企业战略决策和最终绩效的影响。近年来，有关CEO（首席执行官）个人环境价值观与企业环境表现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CEO的个人环境意识不仅影响企业的环境政策，还可能对企业的整体表现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面临环境危机时。本研究旨在探讨CEO个人环境价值观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环境情境下的表现。

CEO作为企业决策的核心人物，其价值观往往深刻影响组织文化与战略方向。例如，CEO若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可能会推动企业在生产流程、资源利用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采取更加环保的策略。这种影响通常通过高管的决策行为、组织文化的塑造以及员工行为的引导来实现。研究表明，CEO的个人环境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文化背景所决定，而文化背景可以通过其姓氏来识别。这一方法借鉴了社会学中的“流行病学”（epidemiological）方法，即通过分析姓氏来推断个人的祖先来源，从而识别其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可能在世代间传递，并对CEO的个人价值观产生持续影响。

本研究通过使用一种基于姓氏的文化匹配方法，构建了CEO的环境意识指标。首先，研究者利用商业数据库Origins Info Ltd.，根据CEO的姓氏确定其祖先国家。接着，他们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中获取各国的环境意识得分，并将其与CEO的祖先国家进行匹配，从而得出CEO的环境意识水平。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克服传统调查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提供一种更为广泛且稳定的数据来源。此外，该方法还避免了因高管个人行为而产生的“信号性”（tokenism）问题，即企业可能为了展示其对环保的重视而刻意招聘具有特定背景的CEO，而非基于其真实环境价值观。

研究发现，CEO的环境意识与企业的环境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CEO的环境意识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的环境表现得分将提升约0.79%。这相当于企业环境表现相对于样本均值提升约2.5%。这一结果表明，CEO的个人环境价值观确实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更为明显。例如，在遭遇负面环境事件导致销售下降时，CEO的环境意识会加剧这种负面影响，说明消费者对环境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然而，在面对重大环境灾难时，CEO的环境意识则有助于减少对股东财富的损害，显示出其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为了验证这些发现的稳健性，研究者采用了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以BP Deepwater Horizon油井泄漏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该事件发生在2010年，对整个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提高了市场对环境风险的关注度。通过比较事件前后的环境表现变化，研究者发现，那些在事件前具有较高环境意识的CEO，其企业在事件后的环境表现提升更为显著。这表明，CEO的环境意识不仅影响日常的环境表现，还在环境危机中展现出更强的韧性。此外，研究者还排除了女性CEO，以减少由于女性可能使用配偶姓氏而导致的潜在偏差。结果显示，即使排除女性CEO，CEO的环境意识对环境表现的影响依然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者还探讨了不同数据来源和方法对结果的影响。例如，他们使用了Sustainalytics的环境表现数据作为替代变量，以验证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同样，他们还尝试使用不同的WVS数据波次来计算CEO的环境意识得分，并发现结果依然保持一致。这表明，CEO的环境意识对企业的环境表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受特定数据来源或时间波次的影响。此外，研究者还考虑了美国本土环境文化对CEO环境意识的潜在影响。他们发现，尽管美国的环境文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CEO的环境意识，但CEO的祖先文化背景对其环境意识的影响更为显著，尤其是在环境意识较高的国家背景下，CEO的环境意识对企业的环境表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CEO的环境意识对企业三个关键环境绩效指标的影响：资源使用、碳排放以及环境创新。结果显示，CEO的环境意识对资源使用和碳排放的减少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环境创新的影响则不明显。这表明，CEO的环境意识更多体现在减少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方面，而不是推动环境技术的创新。然而，在面对环境危机时，CEO的环境意识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环境风险，从而保护股东利益。例如，在BP Deepwater Horizon事件之后，具有较高环境意识的CEO所领导的企业在危机期间的股价表现优于其他企业，显示出其在环境风险下的战略韧性。

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董事会环境意识对CEO环境意识的调节作用。他们发现，董事会的环境意识并未显著影响CEO环境意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这意味着，CEO的个人环境意识在企业环境绩效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董事会的环境意识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起到补充作用，但并非主导因素。这一发现支持了“高层管理特质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和“高层基调理论”（tone at the top theory）的观点，即CEO的个人特质对组织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

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一研究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它表明，CEO的个人环境意识不仅能够推动企业采取更环保的政策，还能够在危机中起到保护股东利益的作用。因此，企业可能需要在招聘和培养CEO时，更加关注其个人环境意识，以确保企业在面对环境挑战时能够保持战略方向的一致性。此外，董事会和治理委员会也可以通过设计激励机制，鼓励CEO在环境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从而提升企业的环境表现。

在总结部分，研究者指出，尽管环境政策往往涉及长期战略目标，但CEO的个人环境意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理解CEO的个人价值观及其对组织文化的影响，对于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也强调了企业环境表现与股东利益之间的正向关系，尤其是在环境危机时期，CEO的环境意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应对能力，减少环境风险对股东财富的负面影响。

最后，研究者认为，CEO的个人环境意识虽然不是招聘时的直接标准，但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企业应重视这一特质，并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鼓励CEO在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构建负责任的环境文化，还能提升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