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食物不安全状况与父母及儿童的福祉：不同类型食物不安全状况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差异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Daily food insecurity and parent and child well-being: Variation in associations by food insecurity type

家长和儿童的情绪及行为受不同类型食品不安全（严重程度、涉及主体）的每日影响。研究发现，即使轻微的食品不安全（如仅担忧）也会导致当日及后续家长和儿童负面情绪及行为，且儿童不合作行为持续时间更长。研究采用每日电子监测（EMA）和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家庭背景因素，揭示了食品不安全从担忧到断粮的连续性影响，并指出儿童食品不安全对家长情绪的跨代影响。

　　食品不安全对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尤其在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显著。该研究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日常观察，探讨了不同类型的食品不安全如何影响父母和儿童的福祉。研究对象主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两个半农村地区的学校，共有272个家庭参与，其中90%为母亲，平均年龄为35岁，拉丁裔占61.4%，黑人占8.6%，白人及其他占30%。儿童年龄为4至11岁，50%为女性。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不安全的负面影响随着其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强，且即使儿童的食品摄入未受影响，其功能仍可能受到损害。

食品不安全的定义是缺乏足够的食物以维持健康和活跃的生活方式。虽然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经历食品不安全，但儿童家庭是其中最易受影响的群体之一。2023年，美国有17.9%的家庭因食品不安全而面临困难。然而，食品不安全的影响并不完全局限于儿童的食品摄入，而是通过多种机制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些机制包括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扰，以及家庭环境的变化。

食品不安全通常通过美国农业部的《家庭食品安全调查模块》（HFSSM）来评估，但该模块主要关注过去12个月内的食品不安全情况。由于食品不安全的体验在短时间内可能发生变化，传统的评估方法难以准确捕捉这些变化。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一种“生态瞬间评估”（EMA）方法，通过每日的文本消息调查来收集食品不安全及其对父母和儿童福祉的影响数据。这种方法可以更准确地反映食品不安全对日常生活的即时影响，而不只是长期趋势。

研究中，食品不安全被分为三种类型：仅担忧食品、减少食品摄入和跳过餐食。其中，跳过餐食被认为是更严重的食品不安全形式。此外，食品不安全还可以分为父母和儿童单独经历的情况。通过比较这些不同的食品不安全类型，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们对家庭成员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即使儿童没有减少食品摄入，仅担忧食品也会对其情绪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这表明，食品不安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实际的食品短缺，还可能通过心理途径传递到儿童身上。

在分析方法上，研究者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家庭间的差异，从而更准确地评估食品不安全类型对家庭成员的影响。这种模型可以区分家庭内部的变化与家庭间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食品不安全的动态过程。研究还考虑了食品不安全的滞后效应，即食品不安全在一天内对父母和儿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接下来的几天。

研究结果表明，食品不安全的严重程度与对父母和儿童福祉的影响强度呈正相关。即使是最轻微的食品不安全体验，如仅担忧食品，也会对父母和儿童的情绪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儿童的食品不安全对父母的情绪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对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食物的担忧会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在儿童方面，跳过餐食对他们的行为问题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他们的不合作行为。这些结果支持了食品不安全通过心理和生理途径对儿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理论。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的规模和多样性。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低收入和半农村地区，因此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地区或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此外，研究依赖于父母的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即父母的情绪状态可能影响其对食品不安全和儿童行为的评估。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使用更详细的、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评估工具，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这些发现对食品援助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指出，食品不安全不仅影响父母的福祉，还会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儿童的食品摄入未减少。因此，食品援助政策不仅应关注儿童的食品供应，还应考虑父母的食品不安全状况。增加食品援助的慷慨度和频率，如将食品援助发放频率从每月一次改为两次，可能会有效减少食品不安全对家庭成员的负面影响。

总之，食品不安全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不仅限于儿童的食品摄入。通过更细致地分析不同类型的食品不安全及其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可以为制定更有效的食品援助政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强调了食品不安全的复杂性，并提出了改进现有政策的建议，以更好地支持家庭成员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