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梯度下高体重指数驱动的全球泛癌疾病负担研究（2015-2021）：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的死亡率、致残率及健康不平等分析

《BMC Public Health》：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SDI) gradients and high BMI-Driven pan-cancer burden: a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on mortality, disability, and health inequities (2015–2021)

本研究针对全球范围内高体重指数（BMI）相关癌症负担在社会经济发展指数（SDI）梯度下的分布差异问题，研究人员利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对2015-2021年间21个国家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和寿命损失年（YLLs）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高SDI国家的高BMI相关癌症死亡率是低SDI国家的6.7倍，癌症类型负担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如结直肠癌在高SDI国家占DALYs的40.5%），且性别差异明显（如肝癌DALY率男性高于女性8.4）。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如基尼系数>0.40）与癌症死亡率独立相关，强调了需根据SDI水平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以减轻肥胖与癌症的双重负担。该研究为理解代谢风险、医疗可及性及社会经济决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癌症依然是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传统上，人们关注吸烟、感染等风险因素，但近年来，代谢紊乱，特别是高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作为癌症发生和死亡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作用日益凸显。尽管已有研究估计高BMI导致了全球相当比例的癌症死亡，但大多数分析聚焦于单一癌种，对于高BMI所驱动的“泛癌”（即多种癌症类型）负担，尤其是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缺乏系统性的描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巨大，这影响了人们的肥胖风险暴露水平、生活方式以及医疗系统的诊断和治疗能力，从而导致高BMI相关癌症负担呈现出显著的地理不平等。理解这种不平等背后的模式和作用机制，对于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策略至关重要。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人员马壮等人利用权威的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数据集，开展了一项深入分析，旨在揭示2015至2021年间，高BMI驱动的泛癌负担在不同社会经济发育指数（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SDI）国家中的地理分布、时间趋势和性别差异。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期刊上。

为了系统回答研究问题，作者团队主要应用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基于GBD 2021数据库，提取了涵盖17-23个亚洲及全球国家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和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 YLLs）数据。其次，利用地理空间分析（如Moran‘s I统计量）可视化并检验了疾病负担的空间聚集性。第三，通过SDI分层（低、中、高）和按癌种分解的比较风险评估，量化了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负担差异。第四，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了2015-2021年间疾病负担的时间趋势，计算年度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最后，运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医疗保健能力与高BMI相关癌症结局之间的关联。

地理差异在高BMI驱动的泛癌负担中的表现

分析显示，2021年高BMI相关癌症负担在17个国家中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差异高达6.7倍，从孟加拉国的0.65/10万到马来西亚的4.40/10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和寿命损失年（YLLs）也呈现类似模式，马来西亚的DALY率是孟加拉国的6.5倍以上。这些差异与社会经济发育指数（SDI）梯度高度一致，高SDI国家（如马来西亚）的死亡率远高于低SDI国家（如孟加拉国）。这种差异部分归因于高SDI国家更高的医疗可及性评分和肥胖相关合并症患病率，而低SDI地区较低的YLLs可能反映了传染病等竞争性死亡风险导致患者在肥胖相关癌症显现前已死亡。

按地区/SDI类别划分的泛癌负担

对21个国家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负担的显著差异。中国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3.21/10万，阿富汗最低为0.12/10万。中国、美国和印度对全球高BMI相关癌症死亡的贡献最大。虽然高收入国家（如美国、德国）的绝对负担率较高，但低SDI国家的高BMI相关负担占其总疾病负担的比例相对更高，凸显了肥胖作为可改变风险因素的重要性。

高BMI归因癌症负担按SDI类别和癌症类型的分布

全球范围内，高BMI归因的癌症负担在不同SDI类别间差异显著。结直肠癌是高SDI国家的主要贡献者，占死亡人数的36.2%和YLLs的40.5%。乳腺癌在高SDI地区是第二大负担，在低SDI地区也相对突出。随着SDI水平升高，大多数恶性肿瘤的归因负担比例呈单调增加趋势，胰腺癌和肾癌的梯度尤其陡峭。值得注意的是，高SDI国家40.1%的肥胖相关DALYs仅来自结直肠癌，超过了乳腺癌和肝癌的总和。而低SDI国家则表现出更分散的负担模式，没有单一癌种超过总DALYs的15.6%。性别特异性癌症的影响也不同，前列腺癌在高SDI地区男性DALYs中占比较高，而子宫内膜癌的负担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保持一致。

高BMI归因癌症负担的性别差异

在亚洲八种癌症中，性别差异非常明显。年龄标准化DALY率显示，肝癌和结直肠癌存在显著的男性主导优势。相反，乳腺癌和子宫癌等女性特异性恶性肿瘤则仅在女性中造成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性别中性癌症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肾癌显示男性优势，而胰腺癌的性别差异最小。这些发现强调了生物学易感性和性别特异性风险暴露在塑造肥胖相关癌症差异中的双重影响。

亚洲人群癌症死亡率与社会经济关联

对23个亚洲国家的分析揭示了癌症死亡率（从孟加拉国的61.8/10万到蒙古国的214.7/10万）与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0.27-0.44）和经济差异之间的显著异质性。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如土耳其、马来西亚）往往表现出较高的癌症死亡率，表明社会经济不平等与癌症负担之间存在潜在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尽管基尼指数适中，但死亡率最高，凸显了非收入决定因素（如有限的医疗可及性或高BMI驱动风险）的影响。相反，不平等指数较低的国家（如亚美尼亚、不丹）报告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与人均GDP趋势的初步对齐进一步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如韩国）并非总是与低死亡率相关，强调了经济发展、资源公平分配和肥胖等生活方式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高BMI相关癌症负担的SDI分层时间动态

分层分析揭示了不同SDI梯度下高BMI相关癌症负担的独特时间模式。低SDI地区的总DALYs呈双相下降，而中SDI地区在2019年后观察到加速下降。高SDI地区则呈现线性下降趋势。癌症特异性分析确定了不同的路径：虽然胃癌和肝癌在所有SDI阶层中负担持续减少，但乳腺癌DALYs在低SDI地区却反常增加，且人群归因分值（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PAF）差异扩大。阈值效应在结直肠癌和胰腺癌中尤为突出，高SDI与最陡峭的APC下降和最大的PAF增长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中SDI地区表现出最强的干预响应模式，宫颈癌的APC下降在2019年后加剧。这些发现强调了SDI驱动的高BMI相关癌症负担的时间异质性。

本研究通过综合地理、时间和性别维度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高BMI驱动的泛癌负担深受社会经济梯度的塑造。研究结论强调，高SDI国家承受着以结直肠癌和乳腺癌为主的集中负担，而低SDI地区的负担则更为分散。显著的性别差异要求针对男性和女性的特定风险采取差异化预防策略。尤为重要的是，时间趋势分析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机遇窗口——中SDI地区，该地区在实施针对性干预后实现了疾病负担的加速下降。此外，经济不平等被证明是一个独立于GDP的、可改变的致癌决定因素，能够放大癌症死亡风险。

这项研究的发现挑战了简单的“SDI越高，健康越好”的线性范式，强调肥胖相关癌症负担并非单纯的代谢危机，而是由预防和护理方面的公平差距所形塑的一种“共病”（Syndemic）。它呼吁采取根据SDI水平分层制定的精准公共卫生策略，例如在高SDI地区优先开展结直肠癌精准筛查，在中SDI地区将BMI指标整合进癌症登记系统，在低SDI地区部署移动健康技术。同时，需要多部门协同努力，将财政政策（如含糖饮料税）与去中心化的早期检测网络相结合，特别是在具有最佳干预响应潜力的中SDI地区，以有效减轻转型期人口面临的肥胖与癌症双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