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水平对成年人共病行为健康风险因素四年轨迹的影响：潜在类别增长分析

《BMC Public Health》：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in trajectories of co-occurring behavioral health risk factors over four years: a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本研究针对行为健康风险因素(BRF)共病轨迹的异质性及其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这一研究空白，采用潜在类别增长分析(LCGA)方法，对831名成年普通人群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追踪调查。研究识别出八种不同的BRF轨迹类别，发现高教育水平者更倾向于属于酒精消费伴健康生活方式的类别，而低教育水平者则更多属于吸烟、饮酒、超重等多重风险共病且轨迹不利的类别。结果表明，针对多重BRF及其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干预策略对促进人口健康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今公共卫生领域，酒精消费、烟草吸烟、超重和缺乏身体活动这四大行为健康风险因素(BRF)已成为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推手。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风险因素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倾向于"结伴而行"，形成复杂的共病模式。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横断面观察，忽略了它们随时间动态演变的本质。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行为风险因素是如何共同变化发展的？是否存在不同的人群亚组，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险轨迹？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教育水平，是否会影响这些风险轨迹的形成？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德国研究团队在《BMC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一项为期四年的前瞻性研究，采用先进的统计方法揭示了成年人行为健康风险因素共病轨迹的复杂图景。这项研究不仅证实了风险轨迹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还揭示了教育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人员采用了潜在类别增长分析(LCGA)这一先进统计技术，对来自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的831名18-64岁成年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追踪。通过并行过程模型同时分析酒精消费、烟草吸烟、体重指数(BMI)和身体活动四个行为风险因素的发展轨迹，并使用三步骤法考察了教育水平与轨迹类别的关系，同时调整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自评健康等混杂因素。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在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市户籍登记处主动招募了过去12个月饮酒的18-64岁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基线和1、3、4年随访，采用自我报告方式评估酒精消费（分为当前戒酒、低中度饮酒和高度饮酒）、烟草吸烟（非吸烟、偶尔吸烟和每日吸烟）、BMI（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以及中度至剧烈身体活动(MVPA)（<150分钟/周、150-300分钟/周和>300分钟/周）。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处理缺失数据，确保样本完整性。

研究结果

BRF轨迹类别的识别

分析共识别出八个具有显著差异的BRF轨迹类别：A类"保持低中度饮酒及健康生活方式"（31%）表现为稳定的低中度饮酒概率(0.83-0.88)、非吸烟(0.94-0.96)和正常体重(0.97-0.98)，身体活动水平逐步提升；B类"保持饮酒及（增加）超重"（19%）特征为持续饮酒、非吸烟但超重概率较高(0.72-0.83)；C类"保持高度饮酒及（实现）非吸烟"（14%）有稳定的高度饮酒概率(1.0降至0.72-0.82)和逐步提升的非吸烟概率(0.58-0.77)；D类"保持低中度或高度饮酒及每日吸烟"（12%）表现出高概率的每日吸烟(0.91-0.93)和饮酒共存；E类"保持低中度或高度饮酒、每日吸烟及（增加）超重/肥胖"（9%）为多重风险组合，超重/肥胖概率极高(0.96-0.99)；F类"保持饮酒及肥胖"（6%）以稳定的肥胖概率(0.83-0.97)为特征；G类"保持无BRF状态"（6%）表现为持续戒酒概率；H类"保持吸烟及超重/肥胖"（3%）则结合了吸烟与体重问题。

教育与BRF轨迹的关联

教育水平与BRF轨迹类别存在显著关联。较高教育水平(≥12年学校教育)的个体更可能属于A类（OR=7.41，p<0.001）、B类（OR=4.30，p<0.001）和C类（OR=6.10，p<0.001），这些类别多以酒精消费为主要风险因素，但伴随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变化。相比之下，较低教育水平(≤11年学校教育)的个体更可能属于包含烟草吸烟的多重风险类别，如D类（保持吸烟和饮酒）、E类（吸烟、饮酒和超重/肥胖）和H类（吸烟和超重/肥胖）。教育差异在涉及烟草吸烟的轨迹类别中最为明显，凸显了烟草使用在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中的集中现象。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纵向视角揭示了行为健康风险因素共病轨迹的群体异质性，为理解健康行为的社会经济梯度提供了重要证据。研究发现，酒精消费是大多数轨迹类别的共同特征，即使在较高教育水平群体的"相对健康"模式中也不例外，这反映了酒精在德国文化中的深层次社会接纳度。值得注意的是，涉及烟草吸烟的多重风险组合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中更为普遍，这与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观点一致，即社会阶层位置可能限制个体健康选择的范围，导致风险因素的聚集。

从公共卫生干预的角度，研究结果强调需要针对多重行为风险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设计综合策略，而非孤立地应对单个风险因素。特别是针对低教育水平群体中吸烟、饮酒和体重问题共病的轨迹，需要开发具有社会文化敏感性的干预方案。同时，即使是在相对健康的模式中，酒精消费的普遍性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当前对"低中度饮酒"健康风险的认知，并在公众教育中采取更为审慎的立场。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中高教育水平者比例较高，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自我报告数据存在的回忆和社会期望偏差；分类变量可能无法完全捕捉行为风险的细微变化；以及尽管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处理缺失数据，但完全随机缺失假设可能不完全满足。未来研究可考虑结合客观测量指标、延长追踪时间、纳入更多元的社会经济指标，以及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轨迹模式。

这项研究通过揭示行为健康风险因素共病轨迹的复杂模式及其与社会经济地位的联系，为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公平性的公共卫生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促进人口健康水平和减少健康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