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背景下范围1、2与3排放绩效解构及其对碳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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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04日
来源: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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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企业碳绩效(CCP)与财务绩效(CFP)间的关系,创新性地解构了Scope 1、2与3排放的差异化财务影响。研究发现,Scope 1与2排放降低显著正向影响CFP(如ROA与Tobin's Q),而Scope 3排放虽占比最高,却未呈现显著财务相关性。研究为企业在SBTi框架下制定差异化碳管理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推动供应链碳中和与可持续投资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何时以及如何因绿色行为获得回报”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监管压力和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性期望的日益增强,理解环境实践财务影响变得至关重要。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企业环境绩效(CEP)与财务绩效(CFP)的关系,但结论存在分歧。多数研究表明,碳绩效(CCP)与CFP存在正相关,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Scope 1(直接排放)和Scope 2(间接电力排放),对Scope 3(价值链间接排放)的财务相关性探索不足。
温室气体协议(GHG Protocol)将碳排放分为三个范围,其中Scope 3通常占据企业碳足迹的最大份额,有时甚至超过Scope 1和2的总和。尽管Scope 3排放对脱碳至关重要,但其测量和管理面临数据质量与供应链复杂性的挑战。近年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的快速发展为研究提供了新背景,其要求企业设定基于科学的减排目标,并区分近期与长期目标中对不同范围排放的要求。
碳披露面临与非财务披露类似的挑战。历史上,碳测量与报告多为自愿性,但欧盟等地的趋势正转向强制性标准化报告,如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碳披露项目(CDP)和SBTi是广泛应用的框架,其中SBTi要求目标设定符合巴黎协定目标,并独立验证其科学性。
Scope 3排放的披露和管理日益受到重视,因其常占企业总排放的75%以上,且涉及广泛的价值链活动。然而,其数据质量与可控性较差,导致相关研究较为有限。
CEP与CFP的关系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解释。前者认为满足环境期望可提升声誉和创造价值,后者则认为环境策略能培育竞争优势。实证研究中,Scope 1和2减排通常与CFP正相关,但Scope 3的证据混合且不足。
H1:Scope 3的碳强度显著高于Scope 1和2。
H2ab:Scope 1 CCP与CFP(ROA、Tobin's Q)正相关。
样本涵盖2015-2024年参与SBTi的上市公司,最终包含1,434家公司的6,64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数据来自LSEG Data & Analytics(前Refinitiv Eikon),并经过 winsorize 处理以排除异常值。
因变量CFP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托宾Q(Tobin's Q)衡量。自变量CCP采用碳强度(排放量/销售额)及其年度变化(Δ碳强度),分别计算Scope 1、2和3。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销售增长、杠杆率、资本强度和现金持有。
采用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并使用稳健标准误。还进行了行业和国家固定效应、曲线性分析、Heckman两阶段估计和子样本分析等稳健性检验。
Scope 3碳强度均值显著高于Scope 1和2(-3.673 vs. -4.669),支持H1。Scope 3的归一化方差是Scope 1和2合计的6.4倍,表明其数据波动更大。
Scope 1和2碳强度及其变化与ROA显著负相关,支持H2a和H3a。其对Tobin's Q的影响部分显著,部分支持H2b和H3b。Scope 3碳强度及其变化与ROA和Tobin's Q均无显著关系,拒绝H4ab。
行业和国家效应、曲线关系检验(发现Scope 1与ROA存在倒U型关系)、Heckman选择模型和美国与欧洲子样本分析均强化了主要结论。针对Scope 3数据质量的子样本分析也显示类似结果。
Scope 1和2减排的财务收益支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和NRBV,表明操作可控的减排能提升效率与声誉。Scope 3排放无显著财务影响,可能源于其数据质量低、间接性以及管理难度大。监管演进如CSRD可能未来增强Scope 3的财务相关性。
管理者应优先控制Scope 1和2排放以获取财务收益,同时对Scope 3需制定长期策略,包括改善供应商参与、数据质量和治理机制(如薪酬激励和董事会监督)。创新文化和能力建设对Scope 3管理至关重要。
本研究区分了不同范围排放的财务影响,证实Scope 1和2减排的财务价值,而Scope 3目前缺乏显著影响。贡献包括:推进Scope 3研究、提供SBTi背景下的长期证据、强调数据质量与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样本自选择偏差、地域集中性、未区分SBTi承诺与验证状态、财务指标范围限制以及Scope 3动态性未充分捕捉是主要局限。未来研究可拓展区域、细化SBTi阶段、纳入更多CFP指标、深化Scope 3类别分析,并探索监管加强后的影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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