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早期同伴侵害与同伴性骚扰：同根之枝抑或独立构念？一项探索性结构方程建模研究

本研究通过探索性结构方程建模（ESEM）首次实证揭示：在10-12岁青少年中，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与同伴性骚扰（PSH）应被视为既相互关联又本质独立的构念。该发现具有跨时间与性别的稳定性，为区分两类不良同伴体验提供了关键测量学依据，对干预策略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引言：厘清概念边界的研究需求

青少年不良同伴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概念争议。自1970年代起，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作为核心构念持续受到关注，其定义为同伴实施的具有伤害意图的攻击行为，包括被故意排斥、取笑、恶意称呼、暴力威胁或踢打等表现形式。因子分析表明该构念涵盖关系型、言语型和身体侵害三个维度。值得注意的是， bullying（欺凌）概念常与同伴侵害混用，但由于多数测量工具未完整评估欺凌的权力失衡等核心标准，实际研究中往往测量的是更广泛的同伴侵害。

1980-1990年代，同伴性骚扰（PSH）构念逐渐浮现，最初在年长青少年和成人中研究，后扩展至早期青少年。PSH被定义为遭受同伴"不受欢迎的性关注"，包括不受欢迎的性评论、同性恋歧视性称呼、隐私部位触摸、接收色情图片等行为。因子分析显示PSH包含视觉/言语骚扰和身体骚扰两个维度，或在早期青少年中表现为言语性攻击和一般骚扰。尽管瑞典国家教育局等机构将部分身体接触行为纳入PSH定义，但排除了强奸等严重性暴力形式。

理论争议：同一构念还是独立现象？

理论界对两者关系存在三种观点：其一认为PSH是同伴侵害的特殊表现形式，如同根生长的不同分支。支持证据包括：两者均涉及不受欢迎的同伴行为；同性恋歧视性称呼等行为既可被同伴侵害测量（如一般恶意称呼）也可被PSH测量（如特异性称呼）；研究显示学生遭遇的同伴侵害常带有性化特征，"性欺凌"术语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联。

其二强调PSH的独特性，主张其应被视为独立构念。核心依据在于PSH具有独特的性别与性维度，直接关联霸权男性气质和社会分层中的权力关系（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将PSH归入欺凌范畴可能导致其被误解为个体间冲突，而忽视其作为性别权力结构表达和非法歧视的本质。多数研究者因此主张区分性与非性形式的同伴侵害。

其三提出折中观点：两者既是学校侵害（school-based victimization）这一整体构念的不同维度，又保留独特特征。Marx与Kettrey认为学校侵害涵盖欺凌、骚扰（包括性骚扰）和恐惧制造，因此同伴侵害与PSH可视为学校侵害的 distinct forms，同时各自保有独特属性：如PSH除故意攻击外，还可能包含不成熟的性兴趣表达；其体验可能同时具有 distressing 与 flattering 的 ambivalence，这与纯粹恶意的同伴侵害显著不同。

研究方法：纵向设计与先进统计

本研究使用瑞典PRISE纵向研究的三波数据（T1：n=997，10.0±0.3岁；T2：n=966，11.0±0.3岁；T3：n=879，12.0±0.3岁）。采用同伴侵害量表（Victim Scale，5项目，α=0.76-0.78）和同伴性骚扰量表儿童版（PSH-C，6项目，α=0.69-0.77）进行测量。

通过序列分析策略比较四种竞争模型：1）单因子CFA模型（两者为同一构念）；2）双因子CFA模型（两者为相关但独立构念）；3）双因子ESEM模型（允许跨因子载荷）；4）双因子ESEM模型（包含全局学校侵害因子+两个特定因子）。使用WLSMV估计器并评估模型拟合指标（CFI>0.95，TLI>0.95，RMSEA<0.10，SRMR<0.10）。

核心发现：独立构念的测量学证据

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虽拟合可接受（CFI=.959，RMSEA=.075），但双因子CFA模型显著改善拟合（Δχ2=-117.274，CFI=.987，RMSEA=.042），且因子相关高达r=.823。ESEM框架下的双因子模型进一步优化拟合（ΔCFI=.000，ΔRMSEA=+.006），因子相关降至r=.795，并揭示关键跨载荷：同伴侵害中的"恶意称呼"项目在PSH因子上存在显著载荷（λ=.25）。

双因子ESEM模型（模型3）被确定为最佳表征：既保持良好测量质量（所有载荷>0.576），又通过允许跨载荷更准确估计因子关系。更重要的是，双因子ESEM模型在性别和时间维度上均满足测量不变性要求，表明该结构在10-12岁期间对男女青少年均稳定成立。

双因子ESEM模型（模型4）虽显示全局学校侵害因子存在，但PSH特定因子仅3个项目载荷显著，且出现负残差等 improper solutions，证实模型3更具解释力。

讨论与启示：区分概念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研究首次通过ESEM框架证实：在青春期早期，同伴侵害与PSH应被概念化为 distinct yet related constructs。这一发现挑战了将PSH视为同伴侵害亚型的观点，支持了强调PSH独特性别与性维度的理论立场。

两者关联主要体现在言语称呼领域：同伴侵害中的"恶意称呼"与PSH中的性化称呼存在概念重叠。这可能因为：①测量工具捕获了相同行为；②一种受害经历通过情绪、行为和社会后果增加另一种受害风险（polyvictimization机制）；③男孩对女孩的言语侵害几乎均为性化称呼（Shute et al., 2008）。

研究结果对科研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科研领域应同时测量两类构念以获得更全面的青少年不良同伴体验图景，并深入探究言语称呼领域的重叠机制。实践领域需注意：通用同伴侵害干预可能无法有效针对PSH，需开发针对性策略（如针对性骚扰的 bystander intervention），因为PSH的独特性别动力学、受害者的 ambivalent 体验及其与性发展的特殊关联要求特异性应对措施。

研究局限与文化语境

本研究聚焦10-12岁早期青少年（多处于前青春期），PSH主要表现为性化称呼，其在青春期后的更显著性化表现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概念关系。未区分同/跨性别PSH也是一大局限，因研究显示欺凌仅与同性恋PSH前瞻相关。瑞典文化语境（反侵害与反歧视立法、系统性教育）可能影响结果普适性，需跨文化验证。

结论

通过ESEM框架的精细分析，本研究为同伴侵害与PSH的概念区分提供了首个测量学证据。这一区分对理解青少年多维受害经历、开发针对性干预措施及推进相关理论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未来研究应关注发育时序、文化差异和性别动态对概念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