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国际秩序的死亡政治学：西方现代性、阿拉伯-穆斯林与巴以冲突

本综述深刻剖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死亡政治本质，指出西方现代性通过将阿拉伯-穆斯林建构为"赤裸生命"(homo sacer)并将其排除在法理秩序之外，合法化了对巴勒斯坦的暴力行为。作者借助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姆本贝(Achille Mbembe)的死亡政治理论，系统论证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如何通过种族主义技术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为"穆斯林"(Muselmann)，并揭示国际法院(ICJ)在南非诉以色列案中如何通过"包容性排斥"(inclusive-exclusion)逻辑维护西方现代性范式。文章最后呼吁学术界超越后现代意识形态局限，建立真正包容的道德解决方案。

　　

方法论：死亡政治学作为分析范式与西方现代性作为致命的终极目的

主权禁令、包容性排斥与阿拉伯-穆斯林

本研究的认识论探究依赖于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的概念框架作为分析范式。通过这一视角，研究探讨了死亡政治如何促使西方主权者对阿拉伯人行使权力，揭示"主权的最终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决定谁可以生、谁必须死的权力和能力"。换言之，死亡政治的本质在于主权者对死亡率的控制和对生命的定义作为权力的部署和表现。

与福柯(Michel Foucault)不同，本研究将主权理解为一种权力技术和控制实践，其中生命和死亡成为"公认主权者"实施控制的领域，通过任何必要暴力手段分离"纯粹"与"不纯粹"的存在。福柯认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标志着治理目标的历史转变，而阿甘本则主张世俗政治本质上就是生命政治性的。阿甘本明确表示："生物政治身体的产生是主权权力的原始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至少与主权例外一样古老。现代国家将生物生命置于其计算中心，只是揭示了将权力与赤裸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秘密纽带"。

阿甘本阐述了三种生命范畴：zoē（所有生物共有的生命）、bios（具有政治意义的合格生命）和赤裸生命(bare-life)。赤裸生命既非zoē也非bios，而是通过例外(exception)和禁令(ban)的政治装置产生的被排除体。当主权宣布例外时，身体被提升到例外状态，从而被排除在法理和社会秩序之外——这种种族主义实践产生了赤裸生命。

加沙的死亡权力：死亡事件将巴勒斯坦人排除在法理秩序之外

本节主要关注主权维持现代性/文明的死亡政治起源，这为以色列——被西方社会认可的主权国家——合法化在加沙对阿拉伯人的暴行提供了可能解释。以色列行使主权权力应被理解为一种权力技术和控制实践，其中"公认主权者"通过任何必要"理性"手段分离纯粹与不纯粹社会，合法化杀戮、酷刑和羞辱行为。

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在法律上无足轻重，因为阿拉伯人被想象为homo sacer，持有西方现代性所规定的无限定"包容性排斥"立场，将其置于阈值位置以维护拉丁欧洲认识论的连贯性。阿拉伯尸体的"不可见性"是杀戮现代化的结果，是死亡权力、例外、敌意和种族主义的串联，被处死的人口既不是"正义的敌人"也不是从实证法理逻辑来看的"罪犯"，而是"废弃的生命"。

国际法院的控诉：国际法律专家揭露国际法的偏见

考虑到西方现代性是由主权者意志构建的，且主权已演变为死亡政治性的，那么现代性就是一个种族化项目。通过死亡政治分析范式分析，现代性揭示了"识别、排斥、斗争甚至谋杀他人的意识形态基础，所有这些都以改善生命的名义——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普遍的生命"。

2024年1月26日，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ICJ)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加沙地带的适用案（南非诉以色列）》发布了临时措施命令。法院裁定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防止其武装部队的灭绝种族暴力"，并"防止和惩罚煽动灭绝种族的行为"，确保"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国际法院没有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这与国际法院在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中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暂停其于2022年2月24日在乌克兰领土上开始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全球南方与阿拉伯-巴勒斯坦问题：超越西方制度和崇拜理性胜过启示的批判理论

"国际大家庭"决定忽视联合国大会(UNGA)绝大多数要求巴以冲突停火的决议，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代理人是世俗主权者，他们重视理性胜过启示这一不祥真相。主权需要生产穆斯林以维护西方认识论的连贯性，这一点通过西方主权者在国际制度中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和通过言语行为决定哪些生命"值得死"、哪些生命"值得生"而暴露无遗。

西方学术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部门——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一直无法从包容的道德立场处理巴以问题。这暴露了"身份政治"、"批判种族理论"和其他拒绝客观道德的后现代方法的智力破产，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刺激着"西方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