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龄化社会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心理社会福祉与衰弱风险的双阶段关联研究

本研究针对日本超高龄社会中社交媒体使用对老年人衰弱风险的复杂影响，通过950名社区老年人的横断面调查，采用K-means聚类和序数逻辑回归分析，发现"自我记录"行为显著增加衰弱风险(β=0.105, p<0.05)，而运动自我效能和面对面沟通满意度具有保护作用，为制定精准的数字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日本这个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每三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老龄化率在2022年达到29.1%，且预计到2040年将攀升至35.3%，如何维持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延缓需要长期护理的进程，已成为关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议题。在这一背景下，"衰弱"（Frailty）作为介于健康与需要护理之间的可逆状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衰弱不仅表现为身体功能的下降，还包括心理和社会功能的综合衰退，使得个体面对各种压力源时变得更加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衰弱与社交孤立密切相关，而传统社区活动参与对许多老年人存在身体限制或心理障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在老年人群中的使用正在迅速增长，这为创建和维持新的社会连接提供了可能途径。然而，社交媒体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并非单一方向——既有研究显示其可以加强现有关系、增加社会支持感，也有研究指出其可能带来与他人比较的心理负担和因表面化连接而加深的孤独感。

这种复杂性表明，简单的"主动-被动"二分法远不足以解释社交媒体使用的多样化效应。为了深入理解社交媒体使用模式、用户心理社会背景与衰弱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东京理科大学的Yuki Nakada和Yuna Seo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的研究，其成果发表在《The Journal of Frailty》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通过在线调查平台对950名日本社区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究，样本按性别和年龄（65-74岁"年轻老人"和75岁以上"高龄老人"）进行全国代表性分配；使用经过验证的Kihon Checklist（25个项目）评估综合衰弱状况，将参与者分为"健壮"、"衰弱前期的"和"衰弱的"三组；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UGT）识别八个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变量；采用K-means聚类分析将参与者分为不同的使用模式组群；最后通过序数逻辑回归分析确定与衰弱风险独立相关的特定行为。

3.1.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研究样本的平均年龄为73.2岁（标准差4.9岁），女性507名（53.3%）。根据Kihon Checklist评分，414名（43.6%）参与者属于健壮组，273名（28.7%）属于衰弱前期组，263名（27.7%）属于衰弱组，显示出研究人群中衰弱问题相当普遍。

3.2. Social media use patterns and psychosocial background

通过聚类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模式集群：

第一类是"平衡型、现实导向的沟通者"（n=333），主要特征是利用社交媒体维持现有关系，在与家人朋友沟通方面得分最高（平均分=4.47），而在寻求他人反应方面得分较低。

第二类是"低参与度、被动用户"（n=419），在所有八个使用项目上均报告最低的平均分，表明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任何使用目的都表现出普遍被动性或低兴趣。

第三类是"活跃型、多用途用户"（n=198），在大多数项目上表现出最高平均分，既积极发布内容，也参与人际沟通，同时在自我记录和信息收集方面得分很高。

特别有趣的是，尽管"低参与度"组在现实世界社交活动中最为活跃（包括与朋友互动、追求爱好和志愿服务），但他们报告了最高水平的孤独感、不幸福感和对他人认可的需求。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表明，社交参与的数量（无论是在线还是线下）并不一定与心理满足感相关。

3.3. Factors related to frailty

回归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发现：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中，"使用社交媒体记录自己的活动"（自我记录）显著增加了衰弱风险（β=0.105, p<0.05）。其他显著增加衰弱风险的因素包括男性、年龄增长、高主观不幸福感和强烈孤独感。相反，高运动自我效能感（p<0.001）、高睡眠满意度（p<0.01）和高面对面沟通满意度（p<0.001）则是降低衰弱风险的保护因素。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强调了几个重要见解。首先，社交媒体使用模式本身并不是衰弱的直接预测因子，但强烈反映了用户潜在的心理社会状态。每种使用模式都与独特的心理社会特征相关联，特别是"低参与度"用户表现出的矛盾现象（高线下社交参与但高心理痛苦）可能是一种"补偿行为"，试图弥补未满足的社交需求。

最关键的发现在于"自我记录"行为与衰弱风险之间的关联，这在主观最幸福的"活跃型"用户群体中最为突出。研究人员用幸福感的质量差异来解释这一悖论：通过自我记录获得的幸福感可能是一种短暂的、依赖外部验证（如点赞）的享乐主义幸福（Hedonic Well-being），而这种将自我价值寄托于不稳定外部评价的策略可能削弱"自主性"——这是心理韧性的基石，也是心理衰弱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种解释引入了实现主义幸福（Eudaimonic well-being）的对比概念，表明虽然一个人可能感到"幸福"，但这种幸福的基础可能是脆弱的，并以增加未来健康风险为代价。这一发现挑战了数字连接越多越好的简单二分法，表明衰弱更多地与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相关，而非使用量。

这些发现对基于社交媒体的衰弱干预和长期护理预防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利用社交媒体缓解老年人社会孤立的项目中，仅仅提供技术访问或操作培训是不够的。干预措施需要纳入培养"心理社会数字素养"的视角，最终目标是使老年人掌握技术作为工具，丰富而非替代其现实社会生活的质量，从而作为对抗衰弱所有方面的对策。

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在线调查排除了不使用互联网的更脆弱老年人、缺乏自评健康指标以及未区分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效果差异。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来确认本研究中发现的因果路径，并提出促进老年人群适宜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措施。

这项研究通过两阶段分析方法，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衰弱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在数字时代促进健康老龄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