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省手术室护士器官捐献知识、态度与意愿的横断面研究

本刊推荐：本研究聚焦手术室护士这一器官捐献关键环节的参与者，采用横断面设计系统评估其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与意愿(Willingness)(KAW模型)。研究发现参与者虽具备足够知识(平均分7.57/10)，但态度呈现中性(105.32/154)，近半数(49.6%)处于犹豫状态。多因素分析揭示态度总分(OR=1.037)、自愿献血经历、捐献登记及家庭讨论是意愿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器官捐献自1960年代成为医疗保健的重要环节，全球至少80个国家已实施国家项目。尽管取得显著进展，器官供需的全球性失衡持续存在，每年等待实体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远超实际接受移植者。在多数国家，医疗专业人员特别是医生在器官捐献中扮演关键角色，但仅靠这些项目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文献表明需要将器官捐献教育和参与范围扩大到医生以外的关键医务人员。

手术室护士因其在器官获取和移植手术中的直接参与而处于独特地位，他们通过术中供受体护理、与移植团队协调及器官获取物流等环节影响捐献成果。然而与医生和普通护理人员相比，他们的观点仍未得到充分探索。在中国，尽管2015年实施了自愿器官捐献系统，家庭同意仍是重要障碍，关于身体完整性的文化信仰依然存在。因此理解手术室护士的观点对在这个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下提高捐献率至关重要。

知识-态度-实践(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模型是健康素养的基础理论，在塑造人类健康行为中发挥核心作用。该模型认为知识正向影响态度，继而驱动个体实践。鉴于手术室护士亲身参与捐献过程，他们的知识缺口或消极态度可能直接阻碍器官捐献实施，使得KAP评估特别相关。

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4年4月15日至25日在四川省四家获器官移植资质的三级医院进行。研究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4审(504))，所有参与者签署书面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涵盖注册护士且持有有效执照并在手术室有至少一年经验。排除标准包括实习生、住院医师、进修生以及那些在医疗休假、度假或参与外部教育活动者。

研究使用由台湾施丽珠等人开发的器官捐献量表，并通过文献回顾补充人口统计学信息。最终中文问卷分为四个部分：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称、工作年限等)、知识、态度和意愿。

知识部分包含10个问题，正确答案得1分，错误答案得0分，总分范围0-10。态度部分包括22个问题，分为三个子部分："器官捐献障碍"(9题，项目12-22)、"认可器官捐献价值"(项目1-6)和"不认可器官捐献价值"(项目7-9,10-11)。该部分采用7点Likert量表，选项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7分)。对于正向表述问题(项目1-6)，高分表示对器官捐献更积极态度；而对于负向表述问题(项目7-22)，高分表示较不积极态度。意愿维度通过五个问题评估。第一个项目，器官捐献意愿量表，使用5点Likert量表，从"不愿意"(1分)到"愿意并已签署器官捐献卡"(5分)，高分反映更大捐献意愿。问卷内部一致性经Cronbach's alpha评估，总体值为0.898，表明良好信度。后续项目(2-4)关注捐献特定器官、类似器官和对器官接受者偏好的意愿。足够知识和积极态度定义为在各维度得分超过最大可能分的70%。该阈值基于类似KAP研究中的先例，其中70%通常用于表示足够知识或积极态度。

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从四家选定的医院招募初始参与者，然后请他们将问卷链接转发给专业网络内的其他手术室护士。电子问卷通过微信使用问卷星在线平台创建的链接分发。研究人员联系调查医院的主要研究者，亲自详细解释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全面讨论调查的组织和实施。随后，研究人员和医院主要研究者联合举行在线会议，向研究参与者简要介绍研究目标、方法、意义以及问卷填写说明和注意事项。培训后，主要研究者在部门微信工作群分享调查问卷二维码，监督和指导护士完成问卷。

样本量使用横断面研究公式计算：α=0.05，当α=0.05时，假定变异度p=0.5以最大化所需样本量，δ为容许误差(此处为5%)。计算样本量为480，额外包括20%以允许研究期间 subjects lost。

使用SPSS 26.0和AMOS 22.0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描述为均值和标准差(SD)，分类变量汇总为频数和百分比(n%)。评估连续数据正态性，t检验应用于正态分布数据，Wilcoxon Mann-Whitney检验应用于非正态分布数据进行两组间比较。涉及三组或以上分析时，ANOVA用于具有正态分布和等方差的连续变量，Kruskal-Wallis检验用于非正态分布数据。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以确定与足够知识、积极态度和器官捐献意愿相关的因素。P值小于0.05(双侧)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发现

共502名手术室护士参与研究，其中442名(88.05%)为女性，226名(45.02%)年龄在30-39岁组，308名(61.35%)出生于农村地区，321名(63.94%)非独生子女，329名(65.54%)已婚，292名(58.17%)有子女，373名(74.30%)具有学士及以上学历，230名(45.82%)工作超过10年。知识和态度平均得分分别为7.57±1.10(可能范围：0-10)和105.32±18.87(可能范围：22-154)。参与器官获取手术(P=0.014和P=0.005)和参与器官移植手术(P<0.001和P<0.001)的参与者更可能有更高知识和态度得分。无宗教信仰(P=0.042)、独生子女(P=0.035)、未婚(P=0.033)、教育水平高于中专(P=0.049)、每年参与公共服务活动超过一次(P=0.019)、与家庭成员讨论过捐献意愿(P<0.001)、家庭成员对器官捐献持积极态度(P<0.001)以及推广或宣传过器官捐献(P=0.002)的参与者更可能有更高态度得分。

知识维度响应显示，正确率最高的两个知识项目是"器官移植手术可在人死亡后随时进行"(K3)，达99.00%，和"任何疾病患者均可捐献器官"(K4)，达97.81%。而正确率最低的两个项目是"如果死者生前书面表示愿意捐献，医生可以摘取器官"(K6)，仅16.33%，和"除非死者生前书面同意，否则不能摘取器官"(K7)，为50.40%。

态度维度显示，61.95%参与者强烈认同器官捐献可拯救许多生命(A1)，52.19%强烈认同如果有人因接受其捐献器官而正常生活将非常美妙(A4)。然而，41.63%对器官捐献拯救生命的有效性持中立态度(A7)。同时，45.42%对"如果家人知道器官捐献会不高兴"持中立态度(A21)。此外，30.68%强烈不同意"对于同意捐献器官者，医生会急于在确认死亡前摘取器官"(A14)。

意愿维度显示，49.6%参与者考虑过器官捐献但仍未决定(W1)，而16.14%明确表示不愿意。此外，53.98%不确定在家人生命无法挽救时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W2)。关于特定器官，角膜成为最偏好选择，36.65%参与者选择(W3)。值得注意的是，76.89%偏好将器官捐献给家庭成员，56.37%表示愿意捐献给陌生人(W4)。

多变量逻辑回归进一步探讨与知识、态度和意愿相关的因素。结果显示参与器官移植手术(OR=1.993, 95% CI: [1.118-3.555], P=0.019)与良好知识独立相关。同时，参与器官移植手术(OR=2.240, 95% CI: [1.233-4.071], P=0.008)、与家庭成员讨论器官捐献(OR=2.802, 95% CI: [1.824-4.304], P<0.001)以及推广或倡导器官捐献(OR=2.078, 95% CI: [1.192-3.622], P=0.010)与积极态度独立相关。此外，态度总分(OR=1.037, 95% CI: [1.024-1.050], P<0.001)、参与自愿献血(OR=1.564, 95% CI: [1.013-2.415], P=0.044)、器官捐献登记(OR=6.056, 95% CI: [1.514-24.225], P=0.011)以及与家庭成员讨论器官捐献(OR=2.898, 95% CI: [1.818-4.621], P<0.001)与捐献意愿独立相关。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独特聚焦手术室护士，其术中责任——如供体管理、器官获取协调和与移植团队互动——将他们置于器官捐献过程的关键点。研究发现尽管有足够知识，这些护士对捐献表现出相对有限的积极态度。基于这些发现，必须实施针对手术室护士的定向干预和教育项目，可增强他们对器官捐献的理解并减少误解，从而可能改善态度并增加对捐献实践的支持。

研究结果提供了关于手术室护士器官捐献知识、态度和意愿的宝贵见解。一个显著揭示是参与护士中足够知识水平和次优态度共存。虽然护士表现出普遍可称赞的知识基础，体现在平均知识得分，但他们对待器官捐献的态度表明有改进空间，反映在平均态度得分。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尽管拥有关于器官捐献的充分知识，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手术室护士经常表现出犹豫或缺乏对器官捐献实际实践的积极态度。医疗专业人员器官捐献参与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立法措施、器官捐献系统结构、文化和宗教考虑、教育、公众意见和对器官捐献系统的信任。

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与器官捐献知识、态度和意愿独立相关的基本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器官移植手术成为更高知识水平的重要预测因子，与强调实践经验对知识增强影响的先前研究一致。此外，积极参与器官移植手术和与家庭成员讨论器官捐献被确定为对器官捐献积极态度的独立预测因子。这一发现揭示了先前研究中观察到的一致模式：更强的对器官捐献积极态度与更大考虑捐献家庭成员器官意愿相关。此外，更积极的总体态度和参与自愿献血与更大器官捐献意愿正相关。这些结果支持观点认为对器官捐献积极态度在决定个体捐献意愿中起重要作用。而且，登记为器官捐献者和参与与家庭成员讨论器官捐献成为促进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强调了家庭讨论和登记在提高捐献率中的重要性。

尽管研究在单一省份进行，文化因素对理解器官捐献行为至关重要。中国器官捐献政策基于统一国家立法。首部国家法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于2024年5月1日生效。然而地方立法进展各地区不同。多数省份包括四川当前依赖国家法规且未颁布单独地方法律。在中国，家庭导向决策、关于死后身体完整性的传统信仰和有限公众意识经常塑造对待器官捐献的态度。在四川省，此类文化规范可能影响捐献意愿和护士在捐献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正式家庭器官捐献讨论通常由医生主导，手术室护士经常作为患者及其家人的非正式但有影响力的信息来源。他们频繁的围手术期互动将他们定位为可接近和受信任的医疗专业人员，可在非正式环境中塑造对待捐献的态度。这强调了文化适应教育项目的重要性，解决特定误解并与当地价值观对齐。比较本研究中识别的关键变量与社会文化特征可帮助精炼定向干预，使本研究发现不仅局部有价值而且为通知中国其他地区更广泛策略。

检查知识维度时，本研究旨在评估潜在器官捐献者对器官捐献关键方面的意识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对高水平知识，如认识到器官移植手术可在人死亡后进行。然而发现了显著知识缺口，特别是在理解方面如错误认为除非死者生前书面同意否则不能摘取器官。为解决这些知识缺口，可提供实用建议。设计定制教育运动专门目标和纠正误解，包括书面同意的必要性。利用多样化沟通渠道，如社交媒体、医疗保健提供者和社区组织，可有效传播此信息给广大受众。而且，学校和学院可在教育年轻人关于器官捐献中起重要作用，可能导致以后生活中更明智决定。

转向态度维度，相当比例参与者表达了对器官捐献的积极态度，特别是与"我相信器官捐献可拯救许多生命"等陈述。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受访者也表达了担忧和保留。例如，相当百分比担心捐献器官被滥用和对自己器官适用性不确定。先前研究已识别类似担忧，包括害怕器官被移植给"坏"人和对分配过程的怀疑。这些担忧可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对系统缺乏信任、对死后身体完整性恐惧和宗教信仰。在手术室背景下，护士可能也经历伦理困境、情感负担或有限参与捐献决策，这可能促成犹豫。这些角色特定压力源值得进一步定性调查。鉴于这些发现，可提出实用建议。为解决对器官滥用担忧，必须增强器官分配过程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医疗机构应积极传达他们对伦理和公平分配实践的承诺以建立潜在捐献者间信任。而且，教育运动应聚焦消除神话和提供关于器官分配的准确信息以解决不确定和保留。

最后，意愿维度探索个体捐献器官的准备度。研究揭示多数受访者考虑过器官捐献，且相当部分与家庭成员讨论过他们的意愿。虽然这些发现表明调查人群中对待器官捐献的积极倾向，但必须认识到显著百分比仍未决定或不愿意捐献器官。捐献器官决定是复杂一个，受个人信仰、文化因素和社会支持系统影响。鉴于这些发现，建议应旨在解决潜在捐献者担忧和培育支持器官捐献环境。公众意识运动应包括个人叙事和来自捐献者和接受者的证明以人格化过程并突出器官捐献的积极影响。此外，医疗保健提供者应参与开放和共情对话与潜在捐献者，解决他们担忧并提供关于分配过程的再保证。对手术室护士 specifically，定向干预如基于模拟的研讨会、跨学科捐献培训和家庭包容教育项目可增强信心和解决临床环境中态度障碍。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仅在四川省进行且仅关注手术室护士，可能限制结果推广到更广泛医疗环境或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和医疗实践的地区。此外，由于数据自报告，报告偏倚或社会期望偏倚可能影响响应。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定性访谈以更深入探索参与者潜在动机和信仰。其次，依赖自填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引入响应偏倚潜力，因为自报告信息可能不总是准确反映参与者真实态度和行为。最后，使用滚雪球抽样可能引入选择偏倚，因为参与者通过同行推荐招募，可能限制样本代表性。而且，横断面设计仅提供KAW在单时间点的快照且不允许因果推断。未来研究可受益于混合方法 approach 结合定量调查与深入定性访谈以更好理解影响手术室护士观点的潜在因素。

结论与实践意义

总之，手术室护士有足够知识和次优态度对待器官捐献。鉴于这些结果，重要的是制定定向教育干预，如在职研讨会、基于场景的模拟或同行主导讨论，以增强理解和减少常见误解。在一些医院部门，如重症监护室，伦理捐献实践跨专业培训项目在提高意识和信心讨论器官捐献方面已显示成功。类似文化适应策略可在手术室试点以解决特定态度障碍和意识项目旨在改善手术室护士对待器官捐献态度，可能最终贡献于提高医疗环境中器官捐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