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广东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本综述系统评估了数字经济（DE）作为经济变革的可持续创新机制，对高质量发展（HQD）与低碳转型的双重影响。研究结合熵权TOPSIS、空间自相关分析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揭示广东省数字经济与HQD的时空演化特征、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溢出效应（如直接效应系数0.4837，p<0.01；碳减排系数-0.2012，p<0.05），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量化依据。

　　

引言

数字经济作为20世纪80至90年代互联网技术驱动的绿色经济形态，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低碳转型的核心战略支柱。其以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高的特点，重构全球资源配置与经济结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2022年），占GDP比重41.5%，企业数量年增17.99%，凸显其国家战略地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与最大省级经济体，数字经济占比近50%，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亟需多维度协调机制研究。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经济对高质量或低碳发展的独立影响，缺乏城市尺度下三者的整合分析。宏观层面证实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升级、研发投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Shi等，2023；Liu等，2024），微观层面则体现为提升制造业效率与企业ESG表现（Chen等，2022）。然而，省级或国家尺度研究忽略地域异质性，且双边关系分析（如DE-HQD或DE-CE）未能统一框架，导致机制认知空白。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广东省土地面积17.98万平方公里，人口1.278亿，划分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北部山区四大区域，2023年数字经济占比近半，碳强度显著下降。

数据来源：2013–2022年广东21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数据、碳排放数据（CEADs平台）及高质量发展指标（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补全。

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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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指数：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4个准则层及14项指标（如表1），权重由熵权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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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指数：依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设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5个维度共19项指标（如表2）。

核心方法：

1. 1.
   熵权TOPSIS：计算DE与HQD综合指数，相对贴近度^C_i = ^D_i- / ^{(D_i+ + D_i-)}。
2. 2.
   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衡量空间聚集性，局部莫兰指数识别具体聚类与异常区。
3. 3.
   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协调度^D = √(^C × ^T)，其中^C为耦合度，^T = 0.5^u₁ + 0.5^u₂（^u₁, ^u₂分别为DE与HQD指数）。
4. 4.
   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设定为^Y_it = ρ^WY_it + β₁^DE_it + β₂^Z_it + W(^DE_itθ₁ + ^Z_itθ₂) + μ_i + λ_t + ε_it，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PCGDP）、产业结构升级（ISS）、政府干预（GOV）等。

结果

时空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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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全省指数稳步上升（2013–2022年），珠三角显著领先（深圳、广州指数＞0.8），粤东粤西粤北滞后（如梅州、茂名＜0.2）。全局莫兰指数为0.21–0.36（^p < 0.01），呈正空间自相关，但2018年后Z值下降，区域差异逐步缩小。局部莫兰显示东莞为“高-高”聚类，惠州为“低-高”异常区，梅州与茂名属“低-低”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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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极化现象突出，深圳基线最高、增速最快，珠三角形成城市集群，粤北（如云浮）因山地地形与传统产业依赖发展迟缓。全局莫兰指数持续为正但逐年下降，空间聚集性减弱。

耦合协调分析：

珠三角协调度最高（深圳、广州^D > 0.9，优质协调），非珠三角地区多处于勉强协调至中度失调状态（梅州、茂名、云浮^D < 0.2，严重失调）。整体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协同挑战显著。

空间计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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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数字经济直接效应显著为正（系数0.4837，^p < 0.01），但空间溢出效应为负（-0.5751，^p < 0.01），表明核心区域资源虹吸加剧周边低端产业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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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碳排放的影响：直接效应为负（-0.2012，^p < 0.05），但间接效应不显著，减排效果局限于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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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变量：经济水平（PCGDP）对HQD有显著正溢出（3.7192，^p < 0.01），碳排放（CE）则抑制本地HQD（-0.0503，^p < 0.1）。

讨论与结论

数字经济通过要素流动优化与技术进步，同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碳减排，但前者效应更显著（系数比较：0.4837 > -0.2012）。这种差异源于碳减排的长期性、技术滞后性与区域政策偏向（如珠三角基础设施优先于绿电替代）。空间溢出负效应揭示“核心创新-边缘支撑”的极化风险，需打破资源单向虹吸与低端产业转移困境。

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如人工智能产业化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构建珠三角-非珠三角协同网络，推动跨区域政策衔接与绿色数字产业布局，最终形成全省域“数字-低碳”一体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