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龄女性生育力保护认知、态度与实践：一项横断面研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推荐基于一项针对中国南方育龄女性生育力保护（Fertility Preservation）的横断面研究，揭示了知识-实践差距（KAP gap）及健康信念模型（HBM）中感知收益（Perceived Benefits）的核心作用。研究强调需通过教育干预与结构性支持（如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可及性）弥合认知与行为鸿沟，为公共卫生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1 引言

随着全球生育年龄推迟与生育率下降，生育力保护（Fertility Preservation）已成为生殖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现代女性因教育、职业发展或个人原因推迟生育，导致首次妊娠平均年龄显著上升。这一趋势结合环境与生活方式因素，使生育力保护成为育龄女性的关键健康考量。生育力保护涵盖预防行为与医疗干预，包括生活方式调整、环境暴露预防及医学手段。然而，研究表明育龄女性对生育力保护策略的认知与实践仍存在不足，可能影响未来生殖结局。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此类差距，强调感知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与感知收益（Perceived Benefits）对行为采纳的预测作用。尽管既往研究识别出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医疗可及性及文化信念为关键影响因素，但实施保护行为仍面临多重障碍，如知识局限、误解、资源不足及经济约束。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加剧这些挑战，凸显了强化生育力保护措施的必要性。新兴证据表明，化学物质、辐射与职业危害对生殖健康有显著影响，而营养、运动与压力管理等生活方式因素未得到足够重视。此外，医患沟通不足，尤其在初级保健环境中，限制了生育力保护的推广。本研究通过多维方法探讨中国育龄女性生育力保护的认知、态度与实践，并分析影响因素，以填补现有研究空白，为靶向干预提供证据基础。

2 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设置

研究于2024年1月至3月在中国城市地区多家医疗机构开展横断面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法。研究经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4-090），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原则，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参与者

研究对象为接受常规健康检查或妇科门诊的育龄女性（18–49岁）。排除无法理解问卷或存在严重身心条件影响参与能力者，最终纳入294名合格参与者。

2.3 问卷设计

数据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包含三部分：

（1）人口学信息：年龄、居住地、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子女数、经济状况、职业与医疗保险覆盖；

（2）生育力保护行为评估：24个项目涵盖饮食、运动、生活方式与就医行为，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分“几乎从不”至5分“非常频繁”），总分通过算术求和计算，高分表示更多保护行为；

（3）健康信念评估：基于HBM框架，包括感知易感性（6项）、感知严重性（6项）、感知收益（6项）、感知障碍（8项）与自我效能（5项），同样使用五点量表（1分“非常不同意”至5分“非常同意”），负向题目反向计分。回归分析中，各子量表分数通过z分数标准化。问卷经文献回顾与专家咨询开发，内容效度由五位生殖健康与健康教育专家评估，预试验（30人）显示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7，表明良好内部一致性。

2.4 数据收集

培训后的研究助理在医疗场所私密环境分发问卷，参与者独立完成，必要时提供澄清协助。每份问卷耗时约15–20分钟。为保障数据质量，完成后现场审核完整性与准确性。

2.5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用于人口学特征与问卷回应，连续变量以均值与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与百分比表示。人口学特征与行为关系通过卡方检验（分类变量）或t检验/ANOVA（连续变量）分析。多元线性回归以行为分数为因变量，人口学特征与HBM成分为自变量，采用逐步选择法（进入标准p < 0.10，剔除标准p > 0.15），显著性设定为p < 0.05，所有检验为双尾。

3 结果

3.1 人口学特征

294名参与者中，93.54%为城市居民，平均处于育龄期。样本教育水平较高（80.61%具大专及以上学历），医疗工作者占比最大（45.24%），提示群体健康素养可能较高。

3.2 生育力保护实践

62.93%参与者报告既往知晓生育相关概念，但仅31.97%定期进行生育评估，表明认知不足以驱动预防性就医。个人卫生（85.03%）与物质避免（吸烟71.77%、饮酒75.17%）依从性高，而临床参与（评估31.97%、补充剂27.55%）为待改进领域，提示需针对生活方式与临床行为设计不同干预策略。

3.3 健康信念模型分析

感知易感性（87.41%）与感知收益（89.79%）水平较高，但未转化为行动，挑战HBM假设。主要障碍包括时间约束（50.34%认为难以安排就医）、经济顾虑（25.17%认为成本负担）与知识缺口（21.43%表示理解不足），为政策与教育项目提供具体目标。仅54.42%对维持生活方式改变有信心，揭示行为持续性的潜在挑战。

3.4 影响生育力保护行为的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显示，教育水平（β = 0.326, p < 0.001）、医疗职业（β = 0.284, p < 0.001）与感知收益（β = 0.253, p < 0.001）为保护行为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

4 讨论

研究发现生育力保护认知（62.93%）与实践（31.97%）间存在显著差距，结构性因素（教育、职业）比健康信念更影响行为，凸显靶向干预需求。高认知水平反映生殖健康意识提升，但未充分转化为行为，尤其需持续调整的领域，与既往研究一致。行为采纳模式差异表明，日常整合容易的行为（如卫生）更易被接受，而需专业资源的临床参与面临障碍。营养补充低接受率（27.55%）令人担忧，因证据显示微量营养素对生殖健康有保护作用。HBM分析中，高感知风险与低行为转化提示其他因素影响，如系统障碍。时间与经济限制反映医疗可及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低自我效能表明需支持系统促进行为维持。教育水平与医疗职业的强关联支持专业知识促进健康实践的观点，但样本偏差（高教育、城市主导）限制外推性。婚姻状态与年龄模式反映生命阶段与伴侣支持的作用，城乡差异提示资源分配不均。

5 结论

研究揭示育龄女性生育力保护中知识、信念与实践的复杂互动。尽管认知普遍较高，但转化为持续行为存在显著障碍。结果强调需综合干预应对个体与系统障碍。医疗提供者与政策制定者应结合这些因素制定策略，发展可及、可持续且文化适宜的干预措施，以改善该人群生育力保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