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中脂肪-肿瘤交互作用:(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鉴定揭示肿瘤进展与恶病质新机制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07日 来源:Cell Death & Disease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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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推荐:为解决肥胖相关结直肠癌(CRC)进展及癌症恶病质(CAC)机制不明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脂肪组织(AT)与CRC分子交互作用研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WGS)和表观遗传分析,发现近肿瘤脂肪(Intra-VAT)存在代谢重编程(UCP-1+、TMEM26+)、纤维化(TGF-β+、胶原+)和致癌突变(KRAS、HLA、MET)。循环miR-92a与体脂率正相关,与瘦体质量负相关。PON3基因甲基化与营养状况相关,为CRC治疗提供了新靶点和生物标志物。

  
在肿瘤生物学研究领域,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始终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肥胖已被确认是其发生和发展的危险因素。脂肪组织(Adipose Tissue, AT)并非惰性的能量储存器官,近年来研究发现它积极参与肿瘤微环境的塑造,通过分泌多种脂肪因子和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瘦素,激活肿瘤细胞内的代谢通路,进而促进CRC的进展和转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癌症恶病质(Cancer-Associated Cachexia, CAC)作为CRC患者常见的并发症,表现为严重的体重减轻、肌肉萎缩和脂肪分解,但目前其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特别是不同部位的脂肪组织如何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以及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仍有待深入探索。
为此,来自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Cell Death & Diseas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对102例CRC患者和48例健康对照的临床样本进行多组学分析,系统探讨了肿瘤与不同部位内脏脂肪组织(包括正常脂肪、瘤周脂肪和瘤内脂肪)之间的分子对话。研究聚焦于代谢改变、(表观)遗传变异及其对肿瘤进展和恶病质的影响,为CRC的精准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新的见解。
研究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收集了CRC患者的肿瘤组织和不同距离的脂肪组织样本(包括瘤内脂肪Intra-VAT、瘤周脂肪Peri-VAT、正常内脏脂肪HVAT和皮下脂肪SAT),并分离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进行后续分析;通过全基因组测序(WGS)检测遗传变异,使用实时定量PCR(rt-qPCR)和Western blot分析基因和蛋白表达;利用miRNA定量和DNA甲基化检测(如Pyrosequencing)探讨表观遗传调控;并结合生物信息学工具(如BioRender)进行通路富集分析;此外,详细记录了患者的临床和人体测量学参数(如体成分、营养评分和体力性能),以全面评估代谢与分子变化的相关性。
临床特征与代谢异常的空间分布
研究人群的临床特征显示,CRC患者的脂肪量和肌肉量显著降低,营养风险评分(NRS)升高,而预后营养指数(PNI)和迷你营养评估(MNA)得分较低,表明普遍存在营养不良和代谢紊乱。Short 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SPPB)评分下降进一步反映了身体功能受损。
脂肪组织代谢重塑的生物标志物
根据肿瘤距离,脂肪组织表现出梯度式代谢重塑。瘤内脂肪(Intra-VAT)中,白色脂肪向棕色脂肪转化标志物UCP-1和TMEM26的表达显著上调,脂代谢相关基因PON3也呈上升趋势,提示代谢活性增强。相反,脂肪周转标志物如adiponectin/Pref-1比率和Caspase-3蛋白表达在Intra-VAT中降低,表明脂肪细胞更新受损。
恶病质和纤维化标志物的表达
Intra-VAT中,促恶病质因子IL-8的基因表达显著升高,而抗恶病质因子IL-10和IL-15则逐步降低。纤维化标记物如胶原和TGF-β在Intra-VAT中表达最高,表明肿瘤邻近脂肪发生了显著的细胞外基质重构和炎症反应。
脂肪组织中的遗传变异促进肿瘤发生和免疫逃逸
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Intra-VAT具有最高频率的遗传变异,包括KRAS、HLA、MET和CD79A等基因的突变。这些突变富集于增殖、血管生成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 evasion等通路,表明脂肪细胞可能与肿瘤细胞共享致癌驱动突变,共同促进免疫逃逸和肿瘤进展。
CRC组织中的选择突变导致基因沉默
CRC组织中常见APC、TP53和KRAS等基因的突变,这些变异以无义突变和错义突变为主。RT-qPCR验证发现,特定突变(如APC的4314_4315dup和KRAS的38G>A)导致mRNA表达沉默,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突变在驱动肿瘤进展中的功能作用。
CRC和脂肪组织中的共同突变促进肿瘤生长和免疫逃逸
研究发现KRAS、MET、HLA和CD79A等基因突变在CRC和脂肪组织中共同存在。这些突变通过激活ERK/MEK和PI3K-Akt等信号通路,促进细胞增殖、凋亡逃逸和血管生成。同时,HLA突变削弱了免疫监视功能,而脂肪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进一步加剧了免疫抑制微环境,为肿瘤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miR-21和miR-92a在脂肪组织中的上调提示其参与CRC进展
表观遗传分析显示,Intra-VAT中miR-92a和miR-21的表达显著上调。在循环PBMC中,这两种miRNA的水平也升高,且miR-92a与体脂百分比呈正相关,与瘦体质量(FFM)和体细胞质量(BCM)呈负相关,表明它们可能作为系统性代谢紊乱和恶病质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循环PBMC中PON3甲基化状态
尽管CRC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的平均PON3 DNA甲基化水平无显著差异,但启动子区域第3位点的甲基化降低与营养参数和Karnofski指数相关。该位点甲基化与miR-92a表达呈负相关,提示表观遗传调控在代谢紊乱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系统揭示了脂肪组织在结直肠癌进展中的主动作用,特别是近肿瘤脂肪的代谢和遗传重塑。Intra-VAT作为肿瘤微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通过代谢重编程和纤维化支持肿瘤生长,还共享致癌突变促进免疫逃逸。循环miR-92a和PON3甲基化等表观遗传标志物与代谢参数的相关性,为CRC的液体活检和预后评估提供了新思路。从临床角度看,这些发现建议在肿瘤手术中应考虑切除Intra-VAT以降低复发风险,同时剩余脂肪组织的活检可能用于术后监测。未来研究应聚焦于靶向肿瘤-脂肪对话的治疗策略,例如抑制MET-KRAS-PI3CA网络或调节miRNA表达,以改善CRC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总之,该研究深化了对CRC微环境复杂性的理解,为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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