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感染预防与控制领域的领导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他们在养老机构中角色和职责的认知：一项定性研究

《Infection, Disease & Health》：Australian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eads' perceptions of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residential aged car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qualitative study

澳大利亚老年护理设施感染控制负责人在COVID-19期间面临角色过渡困难、职责不明确、资源不足及居民特殊需求等问题，需通过制定标准指南、优化培训、资源分配和组织文化支持提升未来应对能力。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澳大利亚的养老机构居民受到了严重影响，成为疫情中最为脆弱的群体之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澳大利亚政府在2020年要求所有养老机构设立感染预防与控制（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PC）负责人，以加强机构内的感染防控能力。这一举措旨在通过专业的感染防控管理，减少疫情对养老机构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威胁。然而，IPC负责人的角色在实践中却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了其工作效能，也对机构的整体疫情防控能力提出了考验。本文旨在探讨澳大利亚养老机构中IPC负责人的工作经历，以期为未来应对类似公共卫生危机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究对象是那些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在养老机构中担任IPC负责人超过12周的人员。这些人员分布在小型和大型养老机构中，涵盖了不同规模和类型的机构。通过面对面或在线的半结构化访谈，研究人员收集了IPC负责人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涉及他们的角色转变、职责范围、实践中的支持与障碍、角色实施情况、角色评估、特殊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数据经过主题分析法进行处理，以提取出关键的实践经验和挑战。研究结果揭示了IPC负责人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包括角色定义的模糊性、工作负担过重、资源不足、培训缺乏针对性，以及在应对特殊群体如认知障碍居民时的额外困难。

研究发现，IPC负责人的角色在疫情初期经历了一段适应期。许多参与者在被任命为IPC负责人时感到压力巨大，焦虑不安，甚至有些感到困惑。这种情绪主要源于对角色职责的不明确，以及在短时间内需要掌握大量新知识和应对措施。部分参与者表示，虽然他们有护理背景，但在疫情初期，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复杂的防控要求，仍感到难以应对。此外，培训时间紧张，部分机构在培训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养老机构的特殊需求，导致课程内容与实际工作环境脱节。尽管有部分参与者提到，后续的培训版本已经有所改进，但总体而言，培训的系统性和实用性仍有待加强。

在职责方面，IPC负责人被要求承担包括疫情应对、日常健康监测、感染率跟踪、防控措施实施、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以及员工培训等多项任务。然而，由于缺乏清晰的角色描述和标准，许多IPC负责人在执行职责时感到迷茫。特别是在一些小型机构中，IPC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往往与原有岗位合并，导致工作负担加重，甚至出现额外的非薪资工作。这种现象在部分参与者中被反复提及，表明在机构内部对IPC角色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同时，IPC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因机构类型和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些机构由总部的感染防控团队统一管理，而有些则需要IPC负责人独立承担更多责任。

在实践过程中，IPC负责人面临诸多支持与障碍。一方面，一些机构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内部支持系统，如定期召开感染防控会议、设立专门的感染防控服务团队等，这些措施有助于IPC负责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另一方面，部分机构缺乏必要的资源和外部支持，导致IPC负责人在应对疫情时感到力不从心。例如，PPE（个人防护装备）的供应不稳定，有时出现短缺，有时又出现过剩，给库存管理和使用带来困扰。此外，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的指导政策频繁变动，给IPC负责人的工作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影响了他们与员工、家属以及外部机构之间的沟通效率。一些参与者表示，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依赖个人判断，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工作压力。

在组织文化和领导力方面，IPC负责人的角色实施效果受到很大影响。那些拥有良好组织文化和支持性管理结构的机构，IPC负责人更容易获得员工的信任和配合。而在一些管理支持不足的机构中，IPC负责人则需要面对员工的不理解或抵触情绪，这使得他们难以有效推动感染防控措施的落实。此外，部分参与者提到，由于IPC负责人并非传统的管理层，他们在执行某些关键决策时缺乏足够的权威，这进一步影响了其工作的效果。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一些机构开始重视IPC负责人的领导地位，并通过赋予其更多决策权来提升其在感染防控中的影响力。

在角色评估方面，IPC负责人的工作成效往往通过审计和抽查来衡量。然而，这种评估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主要关注员工的合规性，而忽略了IPC负责人在疫情应对中的实际贡献。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一些IPC负责人在自我反思和改进工作时感到困难。研究还指出，当前关于IPC负责人角色评估的研究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养老机构中，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估机制。因此，建立更科学、全面的评估体系，有助于更好地衡量IPC负责人的工作成效，并为未来的角色优化提供依据。

新冠疫情给养老机构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尤其是在处理居民的特殊需求方面。养老机构的居民大多年龄较大，身体状况较为脆弱，且部分居民患有认知障碍，这使得感染防控工作更加复杂。例如，一些参与者提到，在疫情期间，由于需要对认知障碍居民进行隔离，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措施，如调整居住环境、限制社交活动等，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减少感染风险，但也可能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此外，养老机构的环境与医院不同，居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更长，且很多居民将养老机构视为他们的“家”，因此，感染防控措施需要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IPC负责人采取了多种策略。他们通过与员工和家属的沟通，努力维持居民的社会联系，例如利用视频会议技术与家属互动，组织员工与居民之间的个性化活动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缓解居民的心理压力，也提升了员工的士气。然而，由于资源和时间的限制，这些活动往往难以持续进行，尤其是在疫情高峰期，IPC负责人需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感染防控的直接工作中，导致其他支持性活动被忽视。

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研究参与者普遍认为，IPC负责人的角色需要更加明确和规范。他们建议，应建立统一的培训体系，确保所有IPC负责人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此外，他们还呼吁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更稳定、充足的资源支持，特别是在PPE供应、检测设备和培训材料等方面。同时，研究参与者强调，IPC负责人的角色不应局限于疫情应对，而应成为机构日常感染防控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未来的政策和实践应更加重视IPC负责人的长期发展，包括角色定义、绩效评估和职业晋升路径的建立。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主题分析法，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这一方法有助于揭示IPC负责人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并为政策制定者和机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样本量较小、可能存在选择偏差等。此外，由于研究依赖于参与者对疫情经历的回忆，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差。尽管如此，研究的发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帮助机构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方面。

总体而言，IPC负责人的角色在新冠疫情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果，也对养老机构的整体疫情防控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未来需要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完善IPC负责人的角色定位，加强培训和支持，优化资源分配，并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IPC负责人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居民和员工提供更安全、更人性化的护理环境。同时，机构管理者也应更加重视IPC负责人的工作，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权力，以提升感染防控工作的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