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性厌食症与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情绪易变性、情绪调节与大脑结构异常的交互作用研究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Interaction between emotion lability,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tructural brain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anorexia nervosa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本综述深入探讨了神经性厌食症（AN）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患者在情绪易变性（lability）、情绪调节（ER）策略及大脑结构异常方面的异同。研究通过结构磁共振成像（sMRI）与心理量表评估，揭示了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岛叶及伏隔核等关键脑区的形态学改变与情绪失调的显著关联。文章不仅为两种疾病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提供了新见解，也为开发针对情绪失调的靶向治疗（如经颅磁刺激TMS）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转化价值。

　　

引言

情绪失调是边缘型人格障碍（BPD）和神经性厌食症（AN）患者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这两种疾病常常表现出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ER）策略，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和神经机制尚不完全清楚。BPD患者以情绪高度不稳定、冲动行为和自伤倾向为特征，而AN患者则更多地表现为情绪抑制、自我责备和通过限制进食来调节内心痛苦。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情绪易变性（emotional lability）和情绪调节功能障碍在两种疾病的发生和维持中均扮演着关键角色。此外，大脑结构的异常，尤其是前额叶-边缘系统网络的改变，被认为与这些情绪病理现象密切相关。然而，目前仍缺乏对AN和BPD患者在大脑结构、情绪易变性和情绪调节三者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整合神经影像学与心理测量数据，深入探讨这一复杂的交互作用。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大样本对照研究的一部分，共纳入119名女性受试者，包括32名限制型AN患者（ANg）、46名BPD患者（BPDg）和41名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HCg）。所有参与者均完成了多项经过验证的心理量表，用于评估情绪失调（EDS）、情绪调节策略（CERQ、RESS-24）、情绪易变性（ALS-18）以及焦虑抑郁症状（HADS）。此外，所有受试者均接受了3T结构磁共振成像（sMRI）扫描，采用T1加权序列获取高分辨率脑结构图像。图像处理使用FreeSurfer 7.3进行，提取了皮层厚度和灰质体积数据，重点关注前额叶、岛叶、前扣带皮层、海马、伏隔核等感兴趣区域（ROIs）。统计分析采用ANOVA和ANCOVA，控制颅内总体积（TIV）的影响，并使用错误发现率（FDR）校正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

情绪与行为测量结果显示，BPD患者在情绪易变性和整体情绪失调程度上显著高于AN组和健康对照组。在情绪调节策略方面，健康对照组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适应性策略（如积极重评）和较低水平的非适应性策略（如灾难化、反刍思维和自我责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N组在灾难化、反刍和自我责备等策略上得分更高，但低于BPD组。值得注意的是，自我责备在AN和BPD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提示这两种疾病共享自我批评这一心理病理特征。

神经影像学结果揭示了显著的组间脑结构差异。BPD组双侧伏隔核（NAc）体积显著小于健康对照组，且左伏隔核体积也小于AN组。此外，BPD组右侧海马体积也较健康对照组减小。在岛叶皮层方面，AN组左侧岛叶皮层厚度大于BPD组。前额叶区域也表现出组间差异：AN组左额下回眶部（pars opercularis）灰质体积小于健康对照组，而BPD组右额极和左 rostral middle frontal gyrus 的皮层厚度大于AN组。

相关性分析发现，在AN组中，自我责备与右 rostral 前扣带、左内侧前扣带、左尾侧前扣带厚度以及右外侧眶额叶体积呈负相关。抑制策略与左 rostral 前扣带和双侧内侧前扣带厚度负相关。积极重评与左额极和左 superior frontal gyrus（SFG）厚度负相关。情绪易变性与右SFG厚度、左SFG体积以及双侧苍白球体积正相关。在BPD组中，自我责备与左岛叶、左 pars opercularis、右 pars triangularis、右SFG厚度负相关，但与右额极厚度正相关。反刍思维与双侧岛叶、右额极、右尾侧 middle frontal gyrus 厚度正相关。情绪易变性与双侧 rostral middle frontal gyrus、左SFG、右 pars orbitalis、右 pars triangularis、左内侧眶额叶、右尾侧前扣带厚度负相关，但与右尾侧 middle frontal gyrus 正相关。灾难化与右岛叶和右额极厚度显著正相关，且这一相关性在经过FDR校正后仍保持显著。

讨论

本研究系统比较了AN和BPD患者在情绪易变性、情绪调节和大脑结构方面的异同，并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BPD患者具有更高的情绪不稳定性和更严重的情绪失调，这可能与其更频繁地使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如灾难化、反刍和自我责备）有关。而AN患者虽然也表现出情绪调节困难，但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自我批评和情绪抑制，而非外显的冲动行为。

在大脑结构方面，BPD患者伏隔核和海马的体积减小可能与奖励处理异常和情绪记忆功能障碍有关。伏隔核作为奖赏回路的关键节点，其结构异常可能反映了BPD患者内源性阿片系统功能的改变，这与自伤行为和对疼痛感知的调节密切相关。相比之下，AN患者在伏隔核体积上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其疾病状态和营养状况有关。岛叶皮层的差异则提示AN和BPD在情绪处理和内感受意识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神经机制。AN患者岛叶皮层较厚可能反映了其对内感受信号（如饥饿、饱腹感）的过度关注，而BPD患者岛叶结构与灾难化、反刍等策略的关联则突出了其在负面情绪处理中的重要性。

前额叶区域的发现进一步支持了两种疾病在认知控制功能上的差异。AN患者额下回眶部体积减小可能反映了抑制控制能力的削弱，而BPD患者额极和 middle frontal gyrus 的形态学特征则与情绪易变性和调节策略的使用密切相关。这些结果与先前关于前额叶-边缘系统网络在情绪调节中作用的研究一致。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虽大多在多重比较校正后不再显著，但仍显示出一些趋势性的模式。在BPD中，岛叶和额极与多种非适应性策略正相关，而在AN中，前扣带皮层和眶额叶与自我责备和抑制策略负相关。这提示两种疾病可能涉及不同的神经回路来实现相似的情绪调节功能。灾难化与右岛叶和右额极厚度的正相关是BPD组中最稳健的发现，突出了这两个脑区在负面认知放大中的重要作用。

临床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针对BPD和AN患者的治疗应关注其不同的情绪调节模式：BPD患者可能需要更多认知重构和冲动控制训练，而AN患者则可能从自我同情和认知重评干预中受益。其次，识别出的脑结构异常为神经调控治疗（如经颅磁刺激TMS）提供了潜在靶点。针对前额叶皮层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增强自上而下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改善患者的症状和功能。

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量，纳入男性受试者，并采用纵向设计来区分状态相关与特质相关的脑结构改变。此外，结合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扩散张量成像（DTI）技术将有助于揭示情绪调节相关神经网络的功能连接和结构连接特征。多模态数据整合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有望进一步推动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发展。

结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神经影像学与行为测量数据，揭示了AN和BPD患者在情绪易变性、情绪调节和大脑结构方面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结果强调了两者共享的情绪失调核心特征，但也突出了其在神经机制和临床表现上的差异。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这两种复杂精神疾病的理解，也为开发针对情绪失调的靶向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神经科学依据。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这些脑行为关联的因果机制，并推动其向临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