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Endometriosis-related infertility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中国与全球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疾病负担趋势研究（1990-2021）显示，中国一级不孕症标准化患病率280.63/10万（95%CI:115.61-616.39），二级1849.35/10万（95%CI:1104.61-2931.00），均呈下降趋势，但降幅低于全球水平。研究采用Joinpoint回归和APC模型，揭示2006-2009年诊疗技术进步推动快速下降，同时生育年龄推迟导致40-44岁群体负担高峰。

　　本研究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2021年的数据集，对1990年至2021年间中国与全球范围内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不孕症负担的时空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识别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不孕症在不同地区和时间段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制定针对性的健康服务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采用连接点回归（Joinpoint regression）和年龄-时期-队列（Age-Period-Cohort, APC）模型，研究者能够系统地评估疾病负担的变化模式，并揭示影响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与雌激素依赖相关的妇科疾病，其特征是子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子宫以外的部位。这种疾病不仅影响女性的生殖能力，还可能对她们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相较于普通人群，其不孕风险显著增加，通常为两到四倍。此外，不孕症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生理结构改变、炎症反应、卵巢功能异常以及子宫内膜对胚胎的接受能力下降等。在实际应用中，子宫内膜异位症与不孕症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准确诊断和及时干预变得尤为重要。

女性不孕症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原发性不孕和继发性不孕。原发性不孕指的是女性在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与同一伴侣共同生活至少12个月仍未怀孕；继发性不孕则指女性在之前有过生育经历后，再次尝试怀孕却未能成功。研究指出，全球范围内，约有17.8%的高收入国家和16.5%的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女性面临生育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着独特的社会和人口压力，包括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女性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均有所推迟，这可能对整体的生育率产生显著影响。

在2021年，中国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原发性不孕症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 ASPR）为280.63每10万人（95%不确定性区间：115.61至616.39），而全球范围内的ASPR为802.02每10万人（95%不确定性区间：396.98至1518.31）。从1990年至2021年，中国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原发性不孕症的ASPR下降了23.35%（95%不确定性区间：-10.52%至-32.68%），而全球范围内的下降幅度为29.61%（95%不确定性区间：-37.19%至-24.79%）。这一趋势表明，尽管全球范围内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的负担有所减轻，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进展更为显著。

对于继发性不孕症，2021年中国ASPR为1849.35每10万人（95%不确定性区间：1104.61至2931.00），而全球范围内的ASPR为2197.65每10万人（95%不确定性区间：1269.91至3630.90）。从1990年至2021年，中国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继发性不孕症的ASPR下降了38.16%（95%不确定性区间：-43.81%至-31.53%），而全球范围内的下降幅度为24.70%（95%不确定性区间：-27.99%至-21.11%）。这说明中国在应对继发性不孕症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进展，而全球范围内这一问题仍然较为严峻。

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的负担呈现出明显的差异。2021年数据显示，中国与全球范围内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原发性不孕症的最高ASPR出现在20-24岁年龄段，而继发性不孕症的最高ASPR则出现在40-44岁年龄段。这一现象可能与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例如，许多中国女性在较年轻时结婚并生育，而近年来初婚和初育年龄的推迟，使得女性在较晚的年龄段面临更高的不孕风险。此外，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育技术的发展，高龄女性的生育能力受到更多关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孕问题的复杂性。

连接点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原发性不孕症和继发性不孕症的ASPR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原发性不孕症的平均年百分比变化（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AAPC）为-1.11（95%置信区间：-1.58至-0.65），而继发性不孕症的AAPC为-1.42（95%置信区间：-1.64至-1.20）。这些下降趋势尤其在2006年至2009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与该时期中国医疗体系中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的提升有关。例如，从2005年起，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腹腔镜手术作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使得早期干预成为可能，从而有效降低了相关不孕症的发病率。

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因素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负担的影响。在原发性不孕症方面，当控制时期和队列效应后，中国不同年龄段的ASPR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时期效应来看，以2002-2006年为参考期（相对风险RR=1），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原发性不孕症的ASPR在1990年至2019年间持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在2007-2011年之后有所放缓。从队列效应来看，以1982-1991年出生的队列为参考（RR=1），随着出生队列的更新，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原发性不孕症的ASPR也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在面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时，其患病率有所降低，这可能与医疗水平的提升、生育观念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关。

对于继发性不孕症，APC模型的分析结果也显示了类似的下降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继发性不孕症的年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中国，继发性不孕症的ASPR在40-44岁年龄段达到峰值，而全球范围内则在35-39岁年龄段最高。这一现象可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政策、医疗资源分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例如，中国近年来鼓励晚婚晚育，同时生育成本的增加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更晚的年龄段生育。这种趋势虽然有助于改善女性的生育条件，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卵巢储备的下降和卵子质量的降低，从而增加了继发性不孕症的风险。

研究还指出，尽管中国在应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整体的疾病负担仍然较为严重。因此，需要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并采取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优化不孕症的诊断和治疗流程、提升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以及推广辅助生殖技术等，都是未来可能采取的重要策略。此外，考虑到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的复杂性，进一步的研究应聚焦于疾病的发生机制、早期诊断手段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开发。

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近年来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在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一问题依然严峻。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足、诊断技术落后以及社会对不孕症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有限有关。因此，针对不同地区的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干预策略，是降低全球范围内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负担的关键。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分析GBD 2021的数据，揭示了中国与全球范围内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不孕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通过深入了解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和影响因素，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不孕症带来的社会和健康挑战，从而提升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和整体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