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亲人的大学生所经历的悲伤、抑郁以及类似精神病的症状：对死亡态度的预测作用

《Evidence-Based Communication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Grief, depression and 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among bereaved college students: the predictive role of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该研究通过潜分类分析揭示了中国高校逝者群体存在三个亚组：韧性组、症状中度和 delusions 升高组、高症状组。纵向追踪发现，基线时高恐惧死亡和逃避接受态度者更易进入高症状亚组，而非暴力丧亲及健康良好者更倾向韧性组。研究证实死亡态度（尤其恐惧死亡和逃避接受）对哀伤适应具有预测作用，提出针对性死亡教育干预可改善心理健康结局。

　　在人类生活中，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而失去亲人则是几乎所有个体都会经历的情感挑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这一过程可能带来更复杂的心理反应，尤其是在他们处于人生关键发展阶段时。大学生通常正处于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阶段，面临身份认同、独立性建立以及社会关系构建等多重任务。然而，当这些发展任务与失去亲人的痛苦交织在一起时，个体的心理适应过程可能会受到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大学生在经历丧亲之痛时的心理反应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大学生群体，旨在探讨他们在丧亲后在心理症状上的异质性表现，并进一步分析其对死亡态度的潜在影响。通过采用纵向研究设计，研究人员对366名经历丧亲的大学生进行了基线调查，其中159名学生在六个月内完成了随访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大学生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心理症状亚群：具有较强心理韧性的“韧性组”、表现出中等心理症状但伴有较高幻觉倾向的“中等症状与高幻觉组”，以及表现出较高心理症状负担的“高症状组”。这些结果揭示了丧亲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多维度影响，同时也表明死亡态度在预测个体心理适应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韧性组”的学生在基线和随访调查中均表现出较低的心理症状负担，他们通常拥有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并且经历了非暴力的丧亲经历。这表明，身体状况和丧亲类型可能是影响心理适应的重要因素。相较之下，“高症状组”的学生在六个月内表现出更高的心理症状负担，尤其是在延长性哀伤障碍（PGD）、抑郁和幻觉样体验（PLEs）方面。研究发现，基线时较高的死亡恐惧和死亡逃避倾向显著预测了个体在六个月后进入“高症状组”的可能性。这提示我们，死亡态度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在心理调整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死亡恐惧可能加剧个体对死亡的焦虑，而死亡逃避可能表明个体试图通过回避与死亡相关的情绪来缓解痛苦，但这种回避策略可能反而阻碍了健康的哀伤调整过程。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死亡接受态度在预测心理适应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这可能与文化背景有关。在中国，死亡常常被视为一种禁忌话题，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中，人们倾向于压抑对死亡的讨论和表达。因此，死亡逃避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社会视为一种合理的应对方式，而不是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这种文化敏感性可能影响个体对死亡的态度及其对心理调整的后果。此外，死亡接受态度中的“中性接受”和“积极接受”虽然有助于心理恢复，但在当前研究中并未显示出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态度在特定情境下仍需进一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中等症状与高幻觉组”的学生在六个月内表现出较高的幻觉倾向，尤其是在非暴力死亡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可能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逝者保持联系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例如通过祭祀、纪念活动或精神上的持续联系。这些行为可能在某些个体中表现为幻觉或对逝者存在感的感知，而这些体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误认为是心理疾病的表现。然而，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幻觉样体验可能反映了个体对死亡的正常心理反应，而不是病理性的表现。因此，临床工作者在评估丧亲者的心理状态时，需要考虑到文化因素对症状表达和解释的影响，避免过度诊断或忽视某些重要的心理反应。

此外，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在经历丧亲后，可能面临一系列发展性挑战，这些挑战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适应。例如，大学阶段是个人目标设定、学术发展和社会关系建立的关键时期，而丧亲可能干扰这些发展任务的完成，导致情绪波动和心理压力的增加。同时，文化背景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家庭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对亲人的忠诚和对死亡的避讳，这可能使丧亲者在表达情感和寻求支持方面受到限制，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恢复过程。因此，针对大学生的丧亲心理干预措施，需要充分考虑这些文化和社会因素，以提供更加贴合个体需求的支持。

研究结果还表明，死亡态度对丧亲后的心理适应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其中，死亡恐惧和死亡逃避被发现与较高的心理症状负担有关，而中性接受和积极接受则可能有助于缓解心理痛苦。这提示我们，心理干预可以从调整死亡态度入手，帮助个体建立更健康的应对机制。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辅导，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增强对死亡的积极理解，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丧亲带来的心理冲击。此外，死亡逃避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视为一种适应策略，但在研究中并未显示出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意味着死亡逃避并不总是与不良心理适应相关联，其影响可能因个体差异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发现为理解丧亲心理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的心理评估方法往往关注个体的症状表现，而忽视了死亡态度这一潜在的预测因素。通过引入死亡态度作为变量，研究人员能够更全面地分析丧亲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并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例如，针对死亡恐惧较高的个体，可以设计专门的放松训练或认知行为干预，以帮助他们缓解对死亡的焦虑；而对于死亡逃避倾向较强的个体，可以通过促进情感表达和社交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丧亲带来的心理压力。

此外，研究结果还强调了丧亲心理症状的异质性，即不同个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模式。这种异质性意味着，针对丧亲者的心理干预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需要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例如，“高症状组”的学生可能需要更全面的心理支持，包括对延长性哀伤障碍、抑郁和幻觉样体验的综合干预；而“韧性组”的学生可能只需要基本的心理支持和情感陪伴。这种分层干预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干预的针对性，还能够优化资源分配，确保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个体获得更有效的支持。

尽管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方法，主要依赖于在线平台进行招募，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其次，研究的样本流失率较高，这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例如，随访时的样本仅占基线样本的43.4%，且这些随访者通常经历了较长的丧亲时间，且更可能失去的是父母或亲戚，而非朋友。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所有丧亲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尤其是那些经历短期丧亲或朋友死亡的学生。此外，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这可能限制了对某些心理症状亚群的识别和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更广泛的招募渠道，并扩大样本规模，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外部效度。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也对心理教育和文化适应提出了新的思考。在大学环境中，引入关于死亡和哀伤的心理教育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丧亲带来的心理挑战。此外，文化适应性的心理干预措施，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可能有助于提高干预的有效性。通过这些措施，不仅能够减少个体对死亡的恐惧，还能够增强他们对死亡的接受度，从而促进更健康的哀伤调整过程。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要更加注重文化背景和个体差异，以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心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