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共同居住模式与COVID-19期间的心理健康：来自上海的证据

《Habitat International》：Housing, co-residence pattern,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COVID-19: Evidence from Shanghai

住房条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在COVID-19疫情期间受到关注，研究基于上海疫情期间的问卷数据，发现拥挤老旧住房显著增加焦虑，而多代同住家庭因支持关系缓冲了住房压力对心理的负面影响。

　　

刘志琳|程汉北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中国北京市双清路30号

摘要

以往关于住房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危机情境和共同居住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的多代同堂家庭中。本文利用“居家令”期间收集的第一手数据，研究了COVID-19疫情期间住房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条件与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与宽敞的新建房屋相比，拥挤且老旧的住房会加剧居民的焦虑情绪。租户的焦虑程度高于房主。值得注意的是，当与子女/孙辈或父母/祖父母共同居住时，有限的生活空间会加重个人的焦虑感。而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尽管面临类似的住房挑战，成员们的焦虑程度却较低。这表明，代际间的双向支持起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作用，有效抵消了住房限制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些发现对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多代同堂家庭在该地区较为普遍。未来的住房政策应确保提供充足、高质量且价格合理的住房。针对不同家庭结构，需要制定相应的策略以优化危机期间的心理健康。

引言

COVID-19疫情对全球范围内的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了显著影响（Mouratidis & Yiannakou, 2022）。在许多国家，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导致了广泛的压力、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Fornara et al., 2022; Guity-Zapata et al., 2023; Shi et al., 2024; Zhang et al., 2023）。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了解疫情期间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性、成因及可能的缓解措施（Kola et al., 2021; Zhu & Holden, 2023）。

作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场所，住房被认定为影响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Dunn, 2020; Singh et al., 2019）。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住房的多个方面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包括住房的面积和可负担性（Bentley et al., 2016; Hu & Coulter, 2017; Zhan et al., 2022）、住房质量与建筑结构（Daniel et al., 2021; Xie, 2019）、住房稳定性（Desmond & Perkins, 2016）以及户外或室内绿地的可及性（Garrido-Cumbrera et al., 2022）。更好的住房条件和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改善心理健康，例如提高居住满意度（Martino et al., 2022）、增强代际家庭支持（Wong, 2019）、促进社区凝聚力（Marcal & Maguire-Jack, 2022）以及缓解与住房相关的心理压力（J. Li & Liu, 2018; Morrison et al., 2018）。然而，大多数关于住房与心理健康的研究都集中在非危机情况下。

COVID-19疫情引发了学术界对危机期间住房与心理健康关联的极大兴趣（Alonso & Jacoby, 2022; Brown et al., 2023; Newton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3）。疫情以及为控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使得家庭成为人们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物理避难所和日常生活场所。早期研究发现了长期居家隔离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Bower et al., 2021）。此外，学者们指出，COVID-19加剧了原有住房不平等现象，住房脆弱性与健康脆弱性在疫情期间相互交织（Alonso & Jacoby, 2022; Brown et al., 2023; Buckle et al., 2023）。然而，大多数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需要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住房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而为后COVID-19时代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提供参考。

因此，本文通过2022年4月至5月在中国上海进行的大规模在线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住房条件在COVID-19封锁期间对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健康脆弱性的影响。我们还分析了不同代际共同居住模式下住房与心理健康关联的差异。统计分析证实，良好的、稳定的住房有助于缓解危机期间的焦虑情绪，但住房空间本身并不直接影响焦虑程度，这种影响也不受共同居住类型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一个主要城市的实证调查，为住房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本研究揭示了COVID-19期间住房、代际共同居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住房作为物理庇护所的物理层面。我们的研究表明，物理庇护所内的社会关系可能改变了住房条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式。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下一节将回顾住房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们的实证研究框架。随后我们将介绍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方法，然后展示描述性统计和回归模型的主要发现，并最后讨论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部分内容摘录

住房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受共同居住模式调节

住房被认为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Dunn, 2020）。在WHO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CSDH）的指导下，Dahlgren-Whitehead“彩虹”模型将住房视为公共卫生的微观决定因素（世界卫生组织，2024）。越来越多的国际研究表明，住房条件不佳与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Singh et al., 2019）。过度拥挤和住房质量差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上海是我们的研究案例。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经历了为期三个月的严格封锁：3月28日开始实施部分封锁，随后迅速升级为4月1日开始的全面封锁，持续至6月1日。封锁措施暂停了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限制人员进出上海，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外出活动未经许可也被禁止。

描述性分析

2总结了关键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统计信息。上海居民的平均广泛性焦虑障碍（GAD）得分为8.28（标准差±5.74），表明疫情期间整体焦虑程度较轻（表2）。然而，在所有有效样本中，15.5%的受访者报告有严重的焦虑症状，GAD得分超过14分；25.6%的受访者报告有中等程度的焦虑，GAD得分在10至14分之间。

讨论与结论

住房是人们经历COVID-19的关键场所（Olivier et al., 2023）。将人们隔离在家中会改变家庭的居住模式、日常生活节奏和社会结构（Rogers & Power, 2020）。共同居住的现象使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不断改变和重塑了家庭空间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疫情还加剧了住房不平等和相关的不利状况。

作者贡献声明

刘志琳：撰写——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项目管理、资金筹措、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程汉北：撰写——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数据可视化、软件应用、调查实施、数据分析、概念构思。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已知的财务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2301255、42071208）、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25ZNSFSC1153）、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2682025CX068）以及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项目编号：20238110003）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