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地区，照顾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的护理人员所承受的负担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Healthcare and Rehabilitation》：Effect of caregiver burde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aregivers of older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hronic conditions in Chinese rural areas

农村老年人多重慢性病照护者的照护负担与主观幸福感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家庭支持占比73.85%。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和PROCESS平行中介模型分析，结论强调通过提升自我效能和家庭支持可改善照护者主观幸福感。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一趋势更为显著。根据研究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达到15.4%。这一现象带来了多重慢性疾病（Multiple Chronic Conditions, MCC）患者数量的增加，而这些患者往往需要长期的护理支持。农村地区的照护者，尤其是家庭成员，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护责任，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这种照护负担不仅影响了照护者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理解照护负担如何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这两个中介变量影响照护者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22年8月至9月期间，通过面对面问卷的方式收集了来自中国13个省级行政区的农村照护者数据。这些地区包括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对象为持续居住在农村地区至少一年的照护者，且被照护者年龄在60岁以上，患有两种或以上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同时，照护者需为被照护者提供主要的日常照护，并且不以照护为职业获得报酬，照护时间需超过三个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确保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并减少了因职业性照护者而可能产生的偏差。

研究采用了多种标准化量表来评估照护者的负担、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其中，照护负担量表基于Novak和Guest的原始版本，并经过本地化翻译，适用于中国农村环境。该量表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总分范围为0至96，得分越高表示照护负担越重。主观幸福感量表则采用了Campbell在1976年开发的Index of Well-Being，并由王等人进行了中文翻译。该量表包含八个情感维度的条目和一个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单项目，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总分范围为2.1至14.7，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强。自我效能感量表为10个项目组成的自评工具，已被证明在中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总分范围为10至40，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强。家庭支持量表则评估了家庭成员在情感、身体、工具性和信息性需求方面的支持程度，采用“是”或“否”的二元评分方式，部分条目需反向计分，总分范围为0至15，得分越高表示家庭支持越强。

研究结果表明，照护负担与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自我效能感与家庭支持之间也存在正相关。这些发现支持了研究假设，即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在照护负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的平行中介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分别解释了总间接效应的26.15%和73.85%。这表明，尽管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家庭支持是更为关键的中介因素。这种差异可能与农村地区的文化背景有关，家庭在照护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获取和心理支持方面。

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人资源的一种，被认为能够帮助照护者缓解因长期照护带来的资源消耗。当照护负担增加时，高自我效能感的照护者能够通过主动获取资源（如学习照护技能）来减少资源流失，从而保护自身的主观幸福感。相反，低自我效能感的照护者更容易陷入资源耗竭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因此，提升照护者的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提供培训、反馈和鼓励等方式实现。这不仅有助于照护者更好地应对照护任务，还能增强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家庭支持作为外部资源的一种，同样在照护负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根据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照护负担会通过持续消耗时间、精力和情感资源，对照护者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而家庭支持则能够作为一种外部缓冲机制，帮助照护者恢复被消耗的资源。具体而言，当照护负担加重时，家庭成员可以通过分担照护任务、提供情感支持、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减轻照护者的压力。例如，家庭成员可以协助处理医疗或财务事务，提供情感上的理解和支持，或者鼓励照护者寻求外部帮助。这些行为不仅有助于照护者恢复资源，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从而保护其主观幸福感。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在照护负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并行的，而非串行或层级关系。这意味着，这两个因素在影响照护者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是独立运作的，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自我效能感主要关注照护者自身的资源管理能力，而家庭支持则强调外部资源的补充和共享。在农村地区，由于家庭结构较为紧密，照护者往往依赖家庭成员的支持来维持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因此，家庭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比自我效能感更具影响力。这可能与农村地区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关，家庭被视为一个整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资源共享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个体福祉的重要手段。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量相对较小，且采用了便利抽样方法，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大规模的样本，并通过随机抽样或多中心研究设计来提高结果的外部效度。其次，由于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调查，无法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中介效应，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或实验性研究。此外，由于大多数照护者文化水平较低，研究过程中需要研究人员协助完成问卷，这可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应尽量采用更易理解的问卷形式，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高照护者的参与度和数据的可靠性。最后，本研究仅考虑了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这两个中介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变量范围，纳入更多可能影响照护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如社会支持、社区资源、心理健康状况等，以构建更全面的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在农村地区照护者主观幸福感中的重要中介作用。照护负担通过影响这两个中介变量，进而对照护者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针对照护者的干预措施应着重于减轻照护负担、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及增强家庭支持。例如，可以通过提供护理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经济援助或社区支持服务，帮助照护者更好地应对照护任务，减少资源消耗。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也应被重视，鼓励他们共同承担照护责任，提供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改善照护者的心理健康，还能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对农村地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全面照护。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照护者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主观幸福感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总体生活质量，还与多种不良健康结果相关。因此，保护照护者的主观幸福感不仅是对个体的关怀，也是对整个家庭和社会福祉的维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多关注照护者的心理需求，探索有效的支持策略，以确保他们在承担照护责任的同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通过这些努力，可以为农村地区的照护者提供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支持，从而减轻他们的负担，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最终实现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更好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