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意外药物过量死亡的趋势：1974年至2023年的分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Trends in accidental drug overdose mortality in Canada: An analysis from 1974 to 2023

加拿大1974-2023年药物过量死亡趋势研究显示，死亡率经历三个阶段：1974-1991年稳定（-0.28%），1991-2013年增速5.46%，2013年后加速至12%。性别差异显著，男性2012年后增速达13.81%，女性2015年后增速9.32%。年龄分层中，25-44岁和65岁以上群体近年增幅突出。西部地区（BC、AB、SK）增长最快，BC省从2008年的203例增至2023年的2574例。研究强调上游政策失误（1990年代过度处方）与芬太尼泛滥（2013年后）是主因，需结合药物市场变化、社会不平等综合治理。

　　加拿大在过去五十年间经历了严重的过量用药死亡率上升，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了全国，也在不同性别、年龄和省份中表现出显著差异。本研究分析了从1974年到2023年的全国过量用药死亡趋势，揭示了这一公共卫生危机的演变过程，并探讨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

### 过量用药死亡的总体趋势

在1974年至2023年间，加拿大记录了80,944例过量用药死亡案例。这一数字反映出过量用药问题的严重性。总体来看，死亡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1974年至1991年，死亡率相对稳定，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28%；1991年至2013年，死亡率开始迅速上升，年均增长率为5.46%；2013年至2023年，死亡率进一步加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这一变化趋势表明，过量用药问题在加拿大经历了从稳定到迅速上升再到加速上升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13年之后，死亡率急剧上升，显示出公共卫生危机的加剧。

### 性别差异

性别在过量用药死亡趋势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2013年之前，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相对接近，但自2012年起，男性死亡率迅速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13.81%，而女性则在2015年后也开始显著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32%。这一趋势表明，尽管两性都面临过量用药的风险，但男性在死亡率上升的初期表现更为突出，而女性则在后期也显示出快速增加的趋势。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行为、药物使用模式以及服务获取的不平等有关。

### 年龄分层趋势

年龄在过量用药死亡趋势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年轻群体（<25岁）的死亡率在早期相对稳定，直到2014年左右才开始显著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30.62%。然而，这一趋势在2017年后有所放缓，年均增长率下降至4.12%。相比之下，25至44岁成年人的死亡率自1974年以来持续上升，年均增长率从4.91%增长至13.59%。45至64岁群体的死亡率在1995年之前有所下降，随后开始上升，年均增长率从8.09%增加到11.56%。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死亡率在2004年至2020年间稳步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8.52%，而2020年至2023年的死亡率则急剧增加，年均增长率高达18.48%。这些数据揭示了不同年龄段对过量用药的脆弱性，其中工作年龄人群（25至64岁）的死亡率上升最为显著，而老年群体则在近期表现出更急剧的增长趋势。

### 省级差异

各省份的过量用药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西部省份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死亡率增长最为迅速。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死亡率从2000年代初的每年203例增加到2023年的2574例，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70%。阿尔伯塔省的死亡率自2013年起显著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15.93%。而萨斯喀彻温省的死亡率在2015年至2022年间经历了最剧烈的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23.43%。相比之下，魁北克省的死亡率增长较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6.58%。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省份在药物使用模式、政策干预和公共卫生应对方面的不同特点。

### 过量用药趋势的驱动因素

过量用药死亡率的上升可以追溯到多个关键因素。首先，1990年代初，随着处方止痛药的广泛使用，特别是慢性非癌症疼痛的处方增加，导致了过量用药的首次显著上升。这一时期，临床指南的变化和制药行业的积极推广，使得止痛药的使用变得普遍。其次，2012年后，非法制造的芬太尼及其类似物进入了加拿大未监管的药物市场，极大地增加了药物的效力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死亡率的进一步上升。芬太尼的出现与“禁药的铁律”有关，即药物管制政策可能促使更强大、更隐蔽的物质的流通。此外，社会经济因素如收入不平等、住房不稳定和医疗资源获取困难，也加剧了过量用药的风险。这些因素在不同省份和人群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因地制宜的应对策略。

### 性别差异的成因

性别在过量用药死亡趋势中的差异可能源于多种社会和行为因素。男性可能更容易接触高风险药物，如芬太尼，并且其药物使用模式更倾向于高剂量和注射方式，这增加了过量使用的可能性。而女性则面临不同的挑战，包括社会污名、性别暴力、育儿责任和医疗资源获取的障碍。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女性在面对过量用药时更难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治疗。因此，针对女性的特定干预措施和政策调整显得尤为重要，以减少性别之间的差距。

### 年龄分层的特殊风险

工作年龄人群（25至64岁）的过量用药死亡率上升最为显著，这可能与他们在经济压力、社会孤立和药物获取方面的风险有关。年轻群体在2014年至2017年间经历了死亡率的快速上升，但之后有所缓解，这可能与药物使用模式的变化或干预措施的实施有关。而老年群体的死亡率在近期显著增加，这可能与人口老龄化、药物敏感性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有关。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老年群体的过量用药风险进一步加剧，显示出需要更加关注这一人群的健康状况。

### 省级差异的成因

各省份的过量用药死亡率差异主要源于历史上的药物处方模式和芬太尼进入未监管市场的时间与强度。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死亡率增长最为迅速，这可能与这些地区在2012年后芬太尼的广泛传播有关。相比之下，魁北克省的死亡率增长较为缓慢，这可能与其较为严格的药物监管政策和较早的公共卫生干预有关。而大西洋省份如新不伦瑞克省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趋势，部分省份经历了死亡率的急剧上升后又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政策调整、社会经济变化和医疗资源的分布有关。

### 应对策略

为了有效应对过量用药问题，需要采取多层次的干预措施。首先，扩大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OAT）的覆盖范围，提供更多的药物治疗选择，如美沙酮和丁丙诺啡/纳洛酮，对于减少过量用药死亡至关重要。其次，监督消费和过量预防站点的建立，对于那些无法接受药物治疗的人群，这些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死亡率。此外，安全供应项目，如提供处方药替代未监管药物，也显示出在减少死亡和促进稳定方面的潜力。社区支持项目和以同伴领导的康复计划，可以进一步减少污名，提高边缘群体的参与度和治疗效果。

### 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过量用药问题不仅仅是药物使用的问题，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同样重要。例如，系统性种族歧视、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等，都会影响个体对药物的暴露和获取医疗服务的机会。这些结构性因素在加拿大不同地区和群体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原住民社区，由于殖民历史和系统性不公，他们面临更高的过量用药死亡率。因此，解决过量用药问题需要超越急性干预，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入手，通过药物法改革、增加可负担住房、提供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减少社区层面的风险和促进社会整体的健康。

### 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加拿大过量用药趋势的全面分析，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依赖于加拿大统计局的ICD分类系统转换，以减少因分类变化带来的偏差，但编码实践的变化仍可能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其次，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在1980年之前的数据缺失，限制了全国范围内的比较分析。此外，研究未能提供针对原住民群体的具体趋势，因为他们面临更高的过量用药死亡率，这与殖民历史、系统性种族歧视和代际创伤密切相关。尽管如此，本研究的数据和分析仍然是加拿大过量用药问题研究中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之一。

### 结论

本研究通过五十年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加拿大过量用药危机的两个关键加速阶段：1990年代中期处方止痛药的广泛使用，以及2012年后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的非法流通。尽管2024年的初步数据显示全国死亡率略有下降，但魁北克省的持续上升表明需要持续的细致监测和干预。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改善，必须关注导致过量用药的结构性因素，并采取综合措施，以减少这一公共卫生问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