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早期草甘膦暴露与肥胖交互作用对妊娠期糖尿病风险的影响研究

《Environmental Health》：First trimester urine glyphosate concentration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nullipara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本刊推荐：为探究环境污染物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研究人员针对孕早期尿液草甘膦(Glyphosate)浓度与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联开展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草甘膦浓度上四分位数组患GDM风险显著增高(OR 3.27, 95% CI 1.04-10.3)，且BMI≥30 kg/m2人群风险进一步放大(RR 48.37)。该研究首次揭示草甘膦与肥胖的协同效应，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防控提供新依据。

　　

当一位准妈妈得知自己患上妊娠期糖尿病时，她可能不会想到这与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有关。草甘膦作为全球使用量最大的农作物除草剂，近年来被发现在90%以上孕妇尿液中可检测到其残留。这种看似微小的环境暴露，可能与孕期代谢疾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产科临床实践中，妊娠期糖尿病(GDM)的诊断率逐年攀升，而肥胖 epidemic 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传统观点认为BMI是GDM的主要风险因素，但环境因素的作用一直被忽视。动物实验早已提示草甘膦具有内分泌干扰特性，可能影响葡萄糖稳态，然而在人类妊娠中的证据始终匮乏。印第安纳大学David M. Haas教授团队意识到，必须在一个设计严谨的妊娠队列中探索这种关联，特别是厘清草甘膦与肥胖的交互作用。

研究人员利用"未产妇妊娠结局监测研究"(nuMoM2b)这一大型前瞻性队列，创新性地开展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他们聚焦美国中西部三个农业州的研究中心，最终纳入118名GDM患者和118名年龄匹配的对照。所有参与者均在孕早期(6-13周)采集尿液样本，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MS)技术精确测定草甘膦及其代谢产物浓度。

研究发现，93.6%的孕妇尿液中检测到草甘膦，证实了暴露的普遍性。当以浓度上四分位数(0.41 μg/L)为界值时，高暴露组患GDM的风险显著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草甘膦与BMI呈现显著交互作用：在BMI≥30 kg/m²的肥胖人群中，高草甘膦暴露者的GDM风险是对照组的48.37倍。这种"双重打击"效应在统计模型中得到验证，交互项OR值为1.23。

在技术方法层面，本研究依托nuMoM2b队列的标准化生物样本库，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检测尿液中的草甘膦、草铵膦及其代谢产物，并通过特定重力校正法调整尿液稀释度，利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暴露与结局的关联。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GDM组参与者更具特色：非西班牙裔白人比例较低(59.3% vs 73.7%)，平均BMI更高(30.7 vs 26.1 kg/m²)，大学毕业生比例更低(55.1% vs 72.0%)。这些差异在后续分析中均得到统计校正。

Log-transformed herbicide analytes

草甘膦代谢产物AMPA在99.6%样本中检出，但其与GDM的关联弱于母体化合物。另一除草剂草铵膦在所有样本中均未检出，提示本队列主要暴露源于草甘膦。

Mod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obesity

分层分析清晰显示协同效应：非肥胖且低暴露组GDM发生率为42.7%，非肥胖高暴露组略升至30.8%，肥胖低暴露组跃升至62.1%，而肥胖高暴露组惊人地达到90%。

Adjusted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校正多种混杂因素后，模型证实草甘膦高暴露与GDM的独立关联(OR 3.27)，并量化了与BMI的交互效应。季节因素也显现影响：与冬季受孕相比，春夏受孕的GDM风险降低60-70%。

这项研究首次在人类妊娠期证实草甘膦暴露与GDM的剂量反应关系，特别是揭示了肥胖对此关联的放大效应。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新的GDM环境风险因素，更提示了针对高风险人群的精准预防策略。在草甘膦使用泛滥的当下，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制定具有警示意义：需要重新评估这种广泛使用农药的妊娠安全性，并探索通过有机饮食等方式降低暴露风险。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量，验证0.41 μg/L这一潜在临床界值，并追踪子代长期健康影响。

从临床实践角度，这项研究建议产科医生在评估GDM风险时，除传统因素外还应考虑环境暴露史。对肥胖孕妇，更需加强饮食指导以减少农药残留摄入。从公共卫生视角，研究结果为推动农业农药合理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凸显了环境健康与围产医学交叉领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