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过渡要素对青少年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焦虑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高中-大学过渡期的职业焦虑问题，基于Schlossberg过渡理论框架，通过对806名土耳其高中生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CDMSE)通过情境因素(situation)和支持系统(support)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降低职业焦虑(CA)。研究首次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验证过渡理论的适用性，为开展文化适应性职业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是青少年面临的关键转折点，这一时期不仅涉及教育环境的改变，更伴随着身份认同重构、社会责任转变和职业路径选择的多重挑战。在土耳其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青少年还承受着极高的大学入学考试压力、家庭期望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交织影响，职业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焦虑情绪(CA)与自我效能感(CDMSE)不足的突出问题。

为探究职业过渡要素的作用机制，Soner和Yilmaz在《BMC Psychology》发表的研究中，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从伊斯坦布尔阿尔纳武特柯伊区多类型高中（包括安纳托利亚高中、职业高中、伊玛目哈提普高中）招募806名十二年级学生作为样本队列。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SEM)分析，验证了Schlossberg过渡理论中情境(situation)、自我(self)、支持(support)三大要素在CDMSE与CA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使用Betz和Taylor开发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CDMSE Scale)、研究者自编的高等教育职业过渡要素量表（含情境、支持二维度）以及Gündüz和Yilmaz开发的职业焦虑量表(CA Scale)；采用AMOS 20.0进行路径分析与Bootstrap法验证中介效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量表结构效度，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70，满足心理测量学标准。

研究结果

相关性分析

CDMSE与CA呈显著负相关(r=-0.397, p<0.01)，与情境因素(r=0.425)、支持系统(r=0.118)呈正相关。CA与情境(r=0.345)和支持(r=0.146)均呈正相关，表明外部因素与焦虑程度密切关联。

模型拟合与修正

初始包含自我(self)要素的模型拟合度不佳（RMSEA=0.138, CFI=0.909）。剔除自我维度后，模型拟合显著优化（RMSEA=0.044, CFI=0.992），表明在土耳其文化背景下，外部情境和支持系统比个人特质更能解释焦虑变异。

中介效应检验

情境(β=0.384, 95%CI[0.054-0.017])和支持(β=0.469, 95%CI[0.017-0.033])均显示部分中介效应。CDMSE对CA的直接效应从β=0.455降至β=0.380，说明约16.5%的效应通过外部因素传递。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验证Schlossberg过渡理论的适用性，揭示土耳其青少年职业过渡中外部要素（情境评估与支持系统）比个人特质（自我概念）更具预测力。这一发现颠覆了西方范式下过度强调个人能动性的认知框架，突显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支持与环境因素的核心作用。

实践层面，研究建议教育机构应开发基于情境优化的导师制项目（如大学在读生辅导高中生）、增强家庭参与式职业指导工作坊，通过结构化支持系统降低焦虑。理论层面，为跨文化职业发展研究提供修正模型：在高压升学环境中，需优先干预外部可调控因素（如信息透明度、社会支持可及性），而非单纯强化个人心理特质。未来研究需纵向追踪过渡要素的动态演化，并扩展至其他非西方文化样本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