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中医护人员道德困境与患者家属满意度的关联性研究：一项横断面调查

《Scientific Reports》：Family satisfaction and healthcare providers’ moral distres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聚焦ICU中日益突出的医护人员道德困境(MDS)与患者家属满意度(FS-ICU)的关联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发现，道德困境发生频率与家属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0.70, P=0.03)，表明缓解医护人员的道德困境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至关重要。研究为ICU管理提供了实证依据，强调通过组织支持和伦理策略改善医患关系的迫切性。

　　

在生死攸关的重症监护室（ICU），医护人员每天都在伦理的钢丝上行走。他们既要遵循专业准则实施救治，又要面对患者家属充满期待的目光，有时甚至需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出艰难抉择。这种持续存在的道德困境（Moral Distress）如同无形的阴影，不仅侵蚀着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更可能悄然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而家属满意度作为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其与医护人员道德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亟待探索的关键问题。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医疗体系，但伊朗等发展中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医疗环境。在这里，家属对医疗过程的期望、医患沟通模式以及医疗资源的分配方式都可能与西方语境大相径庭。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来自克尔曼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这项开创性研究，旨在揭示伊朗ICU环境中医护人员道德困境与家属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该研究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为跨文化医疗伦理研究提供了宝贵数据。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4年3月至5月期间，对伊朗东南部四所ICU的70名医护人员（包括16名医生和54名护士）及128名患者家属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使用道德困境量表（MDS）评估医护人员的道德困境频率和强度，同时采用家属满意度-ICU问卷（FS-ICU）测量家属对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两组变量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对象特征

参与研究的医护人员平均年龄为医生48.73±5.57岁，护士35.80±7.56岁，男性占比显著高于女性（医生68.75%，护士74.07%）。多数参与者为已婚状态，平均ICU工作经验为医生5.00±4.80年，护士9.00±6.60年。护士每周工作时间长达48.00±11.30小时，明显高于医生的37.00±6.80小时。

家属方面，参与者平均年龄51.68±14.55岁，男性略多于女性（53.13% vs 46.87%）。72.66%的家属与患者同住，71.88%有既往ICU经历，大多数家属教育程度为中学或以下水平。患者主要因创伤（68.75%）和呼吸系统问题（12.50%）入住ICU，平均住院时间达23.55±16.16天。

家属满意度评估结果

FS-ICU问卷分析显示，家属对医护人员表现出的尊重和同情（3.51±0.50）、情感支持（3.98±0.43）以及解释的清晰度（3.78±0.41）评价最高。然而，家属对医生关怀（1.15±0.50）、等候室环境（1.35±0.40）以及对护理过程的控制感（1.60±0.66）满意度最低。总体满意度得分为58.83±3.19，处于良好水平。

道德困境水平分析

医护人员道德困境评估结果显示，道德困境频率得分为49.88±3.25，强度得分为62.27±2.51，均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ICU医护人员普遍经历着一定程度的道德困境，且这种困境的强度高于发生频率。

道德困境与家属满意度的相关性

核心发现揭示，道德困境频率与总体家属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0.70, P=0.03）。具体而言，道德困境频率与信息一致性（r=-0.32, P=0.01）和决策过程支持度（r=-0.49, P=0.04）呈负相关。道德困境强度则与护士沟通（r=-0.25, P=0.03）和解释清晰度（r=-0.32, P<0.001）负相关。然而，道德困境强度与总体满意度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r=-0.03, P=0.79）。

研究结果证实了道德困境与家属满意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支持了Lamiani等人的研究发现。医护人员道德困境频率的增加会导致家属满意度的下降，特别是在沟通质量和决策参与方面。这种关联可能源于道德困境对医护人员情绪状态和沟通效果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家属对医疗服务的感知。

与Laurent等研究一致，本研究发现家属参与决策过程的程度对缓解医护人员道德困境具有重要作用。当家属被排除在决策过程外时，医护人员可能面临更大的伦理压力，而家属则感到对亲人护理缺乏控制感。这种双向影响机制凸显了改善医患沟通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家属对情感支持方面的满意度较高，但对医生沟通的特定方面评价却很低。这种差异表明，虽然医护人员总体上能够提供情感支持，但在疾病信息传达和共同决策方面仍有改进空间。这一发现与Wong等人的研究相呼应，强调了透明沟通和协作在提升家属满意度中的关键作用。

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也不容忽视。疫情期间的访视限制和感染控制措施可能加剧了医患之间的沟通障碍，进一步放大了道德困境对家属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这种特殊情境下的压力因素可能部分解释了研究中观察到的道德困境水平。

Epstein和Hamric提出的"渐强效应"（Crescendo Effect）在本研究背景下显得尤为相关。反复经历的道德困境会累积并强化医护人员对后续伦理挑战的反应，可能导致职业倦怠和护理质量下降。这一机制强调了早期干预和持续支持的必要性。

从实践意义来看，研究结果指出了多方面的改进方向：建立结构化沟通协议，包括定期家属会议和明确的信息共享系统；开展医护人员培训，提升伦理决策能力和沟通技巧；创建组织支持机制，如伦理咨询服务和同事支持小组；以及制定符合当地文化特点的家庭参与护理指南。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自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单一地理区域的样本限制、医护人员职业分布不均以及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多中心设计、平衡样本分布，并运用纵向或混合方法深入探索道德困境与家属满意度的动态关系。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首次在伊朗医疗环境下系统探讨了ICU医护人员道德困境与家属满意度的关联，为理解非西方语境下的医疗伦理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研究结果强调，通过改善组织支持、加强沟通培训和促进家庭参与护理，可以同时提升医护人员工作体验和家属满意度，最终实现更人性化的重症监护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