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社会互动与中国家庭中的相对贫困

《Frontiers in Human Dynamics》：Digital literac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relative poverty in Chinese household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表明，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通过降低信息不确定性对相对贫困具有非线性阈值效应：数字素养存在“先减后增”的拐点（0.72-0.88），社会互动存在“先增后减”拐点（2.36-3.35）。教育水平、婚姻稳定性和家庭结构（儿童/老人比例）显著影响相对贫困，政策需分层设计。摘要：

　　在当代社会，贫困问题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在中国，尽管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但相对贫困这一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在不同地区和家庭中呈现出复杂的差异性。相对贫困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更涉及社会比较、资源获取能力、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等多个维度。因此，如何有效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成为社会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数字素养作为衡量个体或家庭对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利用能力的重要指标，正逐渐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之一。数字素养不仅有助于提升信息获取效率，还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参与经济活动，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社会互动作为家庭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的重要途径，也对相对贫困产生显著影响。社会互动的增强，能够帮助家庭更好地融入社会网络，获取更多支持和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状况。

本研究基于2020年和202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对相对贫困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涵盖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和主观评价等六个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数，并结合国家和省级贫困标准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揭示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在缓解相对贫困中的作用机制。此外，本研究还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阈值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了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对相对贫困的非线性影响，以及不同贫困水平家庭对这些因素的响应差异。

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在不同贫困水平的背景下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较高贫困水平的家庭中，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提升对缓解贫困具有更大的作用。这表明，对于那些处于相对贫困边缘的家庭而言，提高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能力是改善其贫困状况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低贫困水平的家庭中，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影响相对较小，说明这些因素在贫困缓解中的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的边界条件。

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效应。具体而言，数字素养的提升初期有助于缓解相对贫困，但当数字素养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对贫困的影响可能转为负面。这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并非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在适当范围内发挥作用。相反，社会互动的提升则在初始阶段对缓解贫困具有积极效果，但当社会互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其对贫困的缓解作用会逐渐减弱。这种非线性关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即在设计贫困缓解策略时，应充分考虑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阈值效应，以避免资源的无效投入。

研究还发现，家庭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对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贫困水平的家庭中，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关系的稳定能够显著降低相对贫困的程度。而家庭中儿童和老年人比例较高，则可能加剧相对贫困，尤其是在高贫困水平的家庭中。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关注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应重视其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以及家庭结构对贫困的影响。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检验，包括内生性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内生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贫困水平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引入工具变量，以减少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在不同模型设定下的一致性，而异质性分析则揭示了这些因素在不同地区、城乡差异以及家庭头人性别方面的不同表现。

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还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建立一个多维度的贫困评价体系，将国家贫困标准与地方贫困标准相结合，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贫困家庭，并为不同地区的贫困治理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其次，针对不同贫困水平的家庭，应采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对于高贫困家庭，应重点加强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培养，以提升其基本发展能力；而对于低贫困家庭，应更多关注创业支持和资源匹配，以避免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此外，数字素养的提升应注重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分层次的能力培训，以降低使用成本。社会互动的拓展则应从社区互助和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开始，逐步过渡到技能培训和资源匹配，以形成可持续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

本研究还强调了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阈值效应在政策设计中的重要性。数字素养的提升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其缓解贫困的效果可能会减弱，因此需要建立动态的评估机制，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支持方式。社会互动的效益曲线呈倒U型，意味着在特定阶段，社会互动的提升对缓解贫困具有更大的作用，但在更高水平时效果可能减弱。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不同阶段调整政策重点，以实现最优的贫困缓解效果。

总的来说，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在缓解相对贫困中的作用机制的理解，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揭示数字素养和社会互动的非线性影响和异质性特征，研究为全球范围内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在数字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将数字赋能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贫困缓解路径，为发展中国家创新贫困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背景下政策工具的组合方式和实施条件，以推动全球贫困治理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