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正念：身体慈悲在结直肠癌患者痛苦管理中的重要性

《Frontiers in Psychology》：Beyond mindfulness: the importance of body compa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distress

结直肠癌患者中正念通过身体同情缓解心理困扰的机制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分析54例患者数据，发现身体同情在正念与心理困扰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效应占比54%），且疾病负担未调节该关系。提示针对性身体同情干预可能提升癌后心理弹性。

　　本研究聚焦于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的心理困扰问题，并探讨了正念、身体同情（Body Compassion）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结直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治疗过程往往伴随着身体形态和功能的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引发患者在心理上的不适和痛苦。心理困扰在CRC患者中普遍存在，具体表现为焦虑和抑郁等症状，其中高达57%的患者存在抑郁症状，47%存在焦虑症状。因此，寻找有效干预手段以缓解心理困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正念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已被广泛研究并证实对癌症患者的心理调整具有积极作用。正念的核心在于对当前体验的非评判性觉察，包括身体感受、情绪波动以及环境变化等。它不仅有助于个体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还可能对癌症相关的心理困扰产生缓解作用。然而，尽管正念在整体上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其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身体同情作为一种与正念相关的概念，强调对身体的接纳、去联想（Defusion）以及普遍人性（Common Humanity），其在应对身体相关困扰中的独特作用尚未被充分揭示。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身体同情在正念与心理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探讨疾病负担是否对这一关系产生调节效应。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了一种基于现有数据集的二次分析方法。共有54名CRC患者参与了本研究，他们完成了关于人口学特征、疾病状况、正念水平、身体同情程度以及心理困扰程度的问卷调查。研究使用了Holm校正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以评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线性回归模型探索了身体同情在正念与心理困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此外，还构建了包含疾病负担变量的模型，以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对身体同情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正念与身体同情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 = 0.62, p < 0.001），其中正念的“非评判”子维度与身体同情的“去联想”和“接纳”子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最强（r = 0.70, p < 0.05）。这说明身体同情与正念虽然有联系，但它们在概念上并非完全重叠，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身体同情在正念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正念水平越高，心理困扰越低，但这一关系的大部分作用（约54%）是通过身体同情实现的。这意味着，身体同情可能是正念缓解心理困扰的关键机制之一。

进一步分析发现，疾病负担变量（如是否患有转移性癌症、是否正在接受治疗、是否使用造口袋、以及总的医疗共病状况）并未对身体同情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表明，无论疾病严重程度如何，身体同情对心理困扰的缓解作用是相对稳定的。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它提示我们，身体同情可能是一个适用于所有CRC患者的普遍干预目标，而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疾病负担较重的患者群体。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身体同情与正念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患者群体特征的影响。例如，在健康女性样本中，身体同情与正念之间的相关性较低，而在癌症患者中，这种相关性则更为显著。这可能意味着，癌症患者在面对身体变化时，更需要通过身体同情来调节情绪和行为反应。此外，研究还提到，虽然正念在总体上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但其对具体身体症状（如造口袋相关问题、胃肠功能障碍、周围神经病变等）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一些研究表明，非评判性的正念可能有助于减少对造口袋的厌恶情绪，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患者回避必要的护理行为。这提示我们，在设计针对CRC患者的正念干预时，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将正念技能具体应用于身体相关的问题上。

在临床应用方面，研究强调了身体同情在癌症心理干预中的潜力。例如，一些针对乳腺癌患者的试点研究已经探索了以身体同情为核心的心理干预方式，这些干预通过改变患者对身体的认知、行为和情绪反应，显著降低了焦虑症状。然而，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表明身体同情是否能直接缓解抑郁或身体形象相关的困扰。因此，本研究的发现为未来开发更精准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通过增强身体同情，可能更有效地改善CRC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这意味着无法明确因果关系。虽然可以推断身体同情在正念与心理困扰之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关系的方向性仍需通过纵向研究或实验性研究加以验证。其次，样本主要由老年、白人、已完成治疗的CRC患者组成，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更具多样性的患者群体。此外，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研究可能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来检测某些潜在的变量差异，尤其是与疾病负担相关的变量。

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探索身体同情在无干预情况下的稳定性，以及评估不同干预措施（如身体扫描冥想、行走冥想、以及以身体为中心的慈悲冥想）对身体同情的影响。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比较身体同情与传统正念干预的效果差异，尤其是在CRC患者群体中的应用价值。例如，可以设计对照实验，将正念干预与身体同情干预进行对比，以观察哪种方式对心理困扰的缓解更为有效。同时，研究还应考虑将身体同情纳入正念干预的框架中，以提升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CRC患者的心理困扰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在正念与身体同情之间的关系方面。身体同情不仅与正念相关，还可能在缓解心理困扰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未来的临床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即通过培养身体同情，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癌症带来的身体变化和心理压力。此外，研究也提醒我们，尽管正念在整体上有助于心理调整，但在面对具体的身体症状时，其效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更加细致和个性化的干预策略。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身体同情的动态变化及其在不同干预方式下的表现，以期为CRC患者的心理健康提供更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