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体力活动充足与不足的相关因素：一项病例对照研究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Associated factors of sufficient and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a case-control study

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病例对照分析，采用加速度计验证PA水平，多变量逻辑回归显示自我效能（OR=39.45）、体育老师支持（OR=7.96）、学校体育设施（OR=5.15）和社区多渠道PA信息（OR=11.31）是关键预测因子。

　　青少年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PA）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议题。尽管理论框架，如社会生态模型，强调了个体、家庭及社会环境等多层面因素对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但关于中国高中生结构化体育活动的实证证据仍较为有限。本文通过一项1:1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探讨了影响高中生体育活动参与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促进体育活动的综合策略。

### 体育活动的定义与重要性

体育活动通常被定义为“由骨骼肌产生的任何身体运动，导致能量消耗”。它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全球约81%的青少年未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有氧运动的建议标准。在德国和美国的全国性调查中，分别只有20%和25%的青少年达到了这些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纵向研究显示，体育活动水平的下降可能早在7岁就开始显现。同时，肥胖、营养不良以及心血管代谢风险（如2型糖尿病和中风）的持续上升，突显了体育活动不足所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 高中阶段的体育活动发展

与幼儿期和成年期相比，高中阶段是建立终身体育活动和健康相关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伴随着快速的身体发育和神经认知成熟，形成的新习惯更有可能持续到成年。因此，培养青少年在这一阶段的体育活动习惯不仅有助于提升学业表现，也为他们长期的健康和福祉奠定了基础。然而，影响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因素复杂多样，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

###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1:1匹配的病例对照设计，选取了中国山西省太原市三所公立高中中的222名学生，包括111名体育活动充足组和111名对照组。研究通过标准化问卷评估了五个层面的变量：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组织层面、社区层面和政策层面。为减少自我报告偏差，体育活动充足组的学生使用ActiGraph GT3X+加速度计进行客观测量，以验证其体育活动水平。研究中，加速度计数据采集时间不少于每天8小时，包括至少3个工作日和1个周末日。通过ActiLife软件（版本6.1.4）对数据进行下载和分析。研究在开始前向所有参与学校、家长和学生进行了详细说明，并获得了参与者的书面知情同意。研究方案已通过当地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5-0504）。

### 样本量与研究设计

根据方法学指南，研究建议每个预测变量至少需要5至10个观察样本。基于这一标准，本研究预计的最小样本量为140名学生。为确保统计功效并满足分层抽样的需求，最终分析样本包括222名学生，这比最低要求高出58.6%。这种超额抽样提高了样本的代表性，并增强了统计推断的稳健性。

### 变量与测量方法

研究基于McLeroy的社会生态模型，设计了一套结构化的问卷，涵盖了五个层级：个体、人际、组织、社区和政策。问卷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包括多项选择题、开放式问题和5点李克特量表。问卷收集了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年级、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家庭收入）并评估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如体育活动的内在动机量表和自我效能量表。人际层面包括父母的自主支持、父母的体育习惯、体育教师和同伴的支持。组织、社区和政策层面则评估了学校体育环境、自然环境支持和学校政策支持，均采用是/否格式。多维问卷的设计旨在系统捕捉青少年体育活动行为的复杂生态影响。

### 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使用SPSS 19.0（IBM Corp.）进行。测试-再测试可靠性评估了测量工具的稳定性。在回归建模之前，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评估工具的结构效度并识别预测变量之间的潜在多重共线性。所有23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5（可接受阈值为10），排除了显著的多重共线性，确保了模型的稳定性。随后，应用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探讨个体、组织、社区等多层面因素对体育活动的影响。模型显示良好的拟合度（Nagelkerke R2 = 0.992）。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层面的自我效能是体育活动的最强预测因素，其比值比（OR）为39.45。人际层面中，体育教师的支持是显著的预测因素（OR = 7.96）。组织层面，学校体育设施的充足性独立预测了更高的体育活动参与（OR = 5.15）。社区层面，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体育活动信息也显示出显著的预测作用（OR = 11.31）。然而，政策层面的变量未表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 > 0.05）。

### 讨论

本研究的病例对照设计涉及222名高中生，涵盖了五个层面的变量：个体、人际、组织、社区和政策。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级、经济状况（月生活费）、自我效能、体育教师支持、学校体育设施和多渠道获取体育活动知识是体育活动充足的重要预测因素。尽管家庭月收入和父母职业在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体育活动充足组报告的月生活费更高。这表明，在这一城市样本中，家庭的即时经济能力可能比整体社会经济地位更影响体育活动的参与。此外，研究发现，在教育资源均衡的城市学校环境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不再是体育活动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本研究采用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以识别体育活动参与的关键因素。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和中介变量后，一些单变量显著的因素在多变量模型中不再显著。研究保留了多变量分析中显著的预测因素。与以往文献一致，同伴支持和家庭支持等变量在多变量调整后未保留显著性。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是影响高中生体育活动参与的关键因素。体育活动充足组的学生自我效能水平显著高于不足组，这表明自我效能在维持体育活动参与中的重要作用。自我效能还显示出阶段特异性变化：在准备阶段最低，随着行为的转变逐渐上升，并在维持阶段达到峰值。这些发现表明，自我效能不仅是体育活动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还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在体育活动模式的形成和维持中起到中介作用。

在人际层面，体育教师的支持对建立充足的体育活动模式起到了关键作用，与Duncan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父母和同伴的影响可能比体育教师或课堂教师更大。本研究挑战了这一观点，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及家长对教育权威的高度信任，加上学生在学校中的深度参与，增强了教育机构对家庭或同伴社会化的影响。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体育教师更直接地参与学生的课外活动，常常提供运动设施或训练支持，这些职责通常由教练或家长在其他背景下承担。

在组织层面，学校体育设施的充足性显著预测了体育活动的建立，这与现有证据一致，表明机构资源对体育活动模式的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和多样化的课外活动机会，不仅增加了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频率，还增强了他们自愿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然而，其他研究发现，某些学校因素（如体育课时或设施使用率）对课外体育活动的预测价值有限。Hills等人指出，尽管学校是青少年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但课程限制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活动机会，从而削弱了其对课外体育活动的直接影响。因此，学校体育设施的充足性不仅创造了体育活动的机会，还积极鼓励学生自愿参与和持续参与体育活动。

在社区层面，体育活动知识的传播对学生的体育活动模式产生了显著影响。社区作为传递体育活动信息的关键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体育活动的采纳和维持。研究表明，社区资源的可及性（如设施、培训项目和宣传活动）促进了群体体育活动的参与。此外，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体育活动知识（如媒体平台和结构化教育课程）提高了公众对体育活动益处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参与动机和维持体育活动参与的能力。这些证据进一步强调了社区在培养积极体育文化及塑造健康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与社会生态模型（SEM）的预期不同，本研究中政策层面的变量未表现出显著的独立预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城市学校中国家政策的统一实施，导致了有限的变量差异，从而难以检测到政策的影响。另一种可能是，政策的影响通过下游因素间接发挥作用，如组织层面的体育设施或人际层面的体育教师支持，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性。

###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扩展了社会生态理论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中的应用，并提供了新的证据，表明自我效能、体育教师的支持、学校和社区层面的资源等因素在体育活动参与中起着协同作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将体育教师支持纳入“尊师重教”的传统规范中，可以放大其行为影响。因此，为了有效促进高中生的体育活动参与，应加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提供持续的体育教师支持和鼓励，确保学校体育设施的充足和高质量，并通过多种渠道方便学生获取体育活动知识。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体育活动水平，也为青少年的长期健康和福祉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