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绿地暴露、正念、体力活动水平以及感知压力的调节中介模型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green space exposure, mindfulness,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perceived stress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宏分析，探讨成都318名居民绿色空间暴露对压力感知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绿色空间暴露通过提升正念间接降低压力感知，且身体活动水平分别调节绿色空间与正念、绿色空间与压力感知的关系，低活动者从绿色空间中获得的压力缓解效益更显著。

　　城市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对心理健康带来了显著挑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压力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长期的心理压力不仅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身心疾病，凸显了寻找可及、非药物干预手段以促进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城市绿地作为一种潜在的公共健康资源，逐渐受到关注。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接触自然环境，尤其是城市绿地，能够有效缓解心理压力，改善情绪状态，并降低感知到的压力水平。因此，“绿色处方”作为一种结合自然与健康干预的策略，正在成为构建健康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绿色环境对心理健康的直接益处，但它们往往忽略了背后的心理和行为机制。明确绿色环境如何影响压力相关结果，有助于提升自然疗法在心理健康干预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此外，不同个体对绿色环境的体验和受益程度可能因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而异。特别是，身体活动作为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在绿色环境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身体活动不仅有助于增强身体机能，还能够促进情绪调节和认知灵活性，因此，它可能在绿色环境对心理压力的缓解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探讨了城市绿地暴露如何通过心理和行为路径影响个体的感知压力。我们提出了一种调节中介模型，其中“正念”作为中介变量，而“身体活动水平”作为调节变量。这种模型不仅有助于理解绿色环境如何直接影响压力水平，还揭示了其通过提升个体正念间接缓解压力的机制。此外，我们还关注身体活动如何调节绿色环境与正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绿色环境与压力之间的直接联系。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横断面调查设计，收集了中国成都的318名成年居民的数据。成都因其丰富的城市绿地和对生态宜居的政策支持，成为理想的调查地点。通过分层抽样策略，结合目的抽样和便利抽样，我们选取了四个代表不同居住密度和绿地可及性的城市区域，并在每个区域中确定了主要的公共绿地，如社区公园、河岸和绿色走廊。研究过程中，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公共场所邀请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填写匿名问卷，同时通过社区微信群和社交媒体进行线上招募，使用二维码链接至调查页面。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我们设定了严格的纳入标准：受访者需年满18岁，居住在成都至少六个月，并在过去一个月内至少访问过一次绿地。此外，排除了有自述精神疾病或严重慢性病的个体，以减少对压力感知的干扰。经过剔除不完整回答、模式化回答和填写时间不足两分钟的问卷后，最终保留了318份有效数据用于分析。所有受访者在参与前均提供了知情同意，研究得到了成都体育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相关要求。

在测量工具方面，我们采用了经过验证的量表来评估绿地暴露、正念、身体活动水平和感知压力。绿地暴露的测量基于之前研究中使用的客观距离和主观接触频率相结合的方法。考虑到城市环境的特性，我们采用了一种主观量表，强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绿地的时间和频率。正念的评估则基于布朗和瑞安开发的《正念注意觉察量表》（MAAS），并从中选取了六个最能反映正念核心体验的项目。身体活动水平的测量使用了由克雷格等人开发的《国际身体活动问卷简表》（IPAQ-SF），该问卷广泛应用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成年人群体。感知压力的评估采用的是科恩等人开发的《感知压力量表》（PSS-10），该量表在社区和临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为了控制潜在的混淆因素，我们还纳入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等人口统计学和健康相关变量。这些变量在以往研究中被证明与压力、绿地暴露和身体活动水平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在分析中加以控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数据分析采用AMOS 24.0、SPSS 26.0和 Hayes 的 PROCESS 宏进行，以测试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我们采用了共同潜变量（CLF）方法，将所有观测变量同时加载到理论构念和潜变量上。根据 Podsakoff 等人的建议，我们比较了原始模型和 CLF 调整模型的拟合指标，若模型拟合指标的变化小于0.01，则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是主要问题。本研究中，各拟合指标的变化均小于0.01，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研究中并不显著。

描述性统计、信度测试和相关性分析在 SPSS 26.0 中完成，而结构方程模型（SEM）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则在 AMOS 中进行，以评估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有效性。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我们评估了关键变量之间的二元关系。为了测试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我们使用了 Hayes 的 PROCESS 宏（模型4和模型8），并进行了5000次 Bootstrap 抽样。模型4用于测试正念在绿地暴露与感知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而模型8则用于检验身体活动水平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绿地暴露对感知压力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直接支持了假设H1。此外，正念在绿地暴露与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绿地暴露不仅直接影响感知压力，还通过提升正念间接影响压力水平，从而支持了假设H2。这表明，城市绿地在降低心理压力方面，不仅具有直接的环境调节作用，还通过增强个体的正念水平发挥间接的干预效果。

进一步分析发现，身体活动水平在绿地暴露与正念之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支持了假设H3。具体而言，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个体在绿地暴露后报告的正念增强更为明显，而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的个体则在绿地暴露中获得了更强的压力缓解效果。这一结果表明，身体活动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个体对绿色环境的心理反应存在显著不同。对于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个体，他们可能已经具备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因此对绿色环境的益处更为敏感。相反，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因此在接触自然环境时，能够获得更显著的心理放松效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身体活动水平的调节作用，我们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对于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个体，绿地暴露与正念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呈现出明显的正向趋势。而对于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的个体，这种关系则相对较弱，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这表明，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接触绿地时，能够更有效地感知和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心理恢复益处。

在绿地暴露与感知压力的关系中，身体活动水平同样起到了调节作用，支持了假设H4。具体而言，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的个体在绿地暴露增加时，感知压力显著下降，呈现出较陡的负向趋势。相比之下，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个体在绿地暴露增加时，感知压力的下降幅度较小，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个体已经具备较强的应对能力和心理韧性，因此对绿地暴露的依赖程度较低。而身体活动水平较低的个体则可能因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在接触自然环境时获得更显著的压力缓解效果。

这些结果不仅揭示了绿地暴露对心理健康的双重作用机制，还为城市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将高质量的绿地基础设施与身体活动促进措施相结合，以最大化绿地对心理健康的益处。例如，可以设计绿色走廊和健身设施，鼓励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接触自然并进行身体活动。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身体活动的具体类型（如有氧运动与非有氧运动）和频率如何与自然接触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调查设计，数据收集仅在一个时间点进行，这限制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推断能力。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方法，以验证模型中提出的因果路径。其次，我们的样本主要来自城市居民，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包括农村居民、青少年和老年人，以检验不同群体对绿色环境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此外，所有变量均通过自评问卷进行测量，这可能引入社会期望偏差和回忆偏差。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客观测量手段，如可穿戴设备、GPS追踪和基于GIS的环境评估，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最后，绿地暴露的评估相对简化，主要依赖于主观感知。这限制了我们对不同类型或特征的绿地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具体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整合更详细的空间数据，包括绿地类型、面积和可达性，以提供更细致的分析，从而揭示特定环境特征对心理健康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探讨了绿地暴露、正念、身体活动水平与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地暴露不仅能够直接降低感知压力，还通过提升正念水平间接影响压力感知。此外，身体活动水平在绿地暴露与正念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调节了绿地暴露与感知压力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自然环境如何促进心理健康机制的理解，还为绿色城市规划和个性化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机制的边界条件，以推动更科学、更有效的城市健康策略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