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的童年经历、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青少年的情绪困扰：重新审视韧性因素的缓冲作用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adolescent affective distress: Revisiting the buffering role of resilience factors

本研究通过两波纵向调查（n=992），探讨童年逆境经历（ACEs）中虐待与家庭功能障碍两种维度的差异影响，发现虐待显著预测青少年情感困扰，且通过需求挫败的中介机制起作用，而家庭功能障碍的影响不显著。韧性因素（个人韧性、同伴支持、教师支持）不仅未能缓冲效应，反而通过增强需求挫败的中介路径加剧虐待对情感困扰的影响。研究揭示了ACEs不同维度作用机制及韧性因素的复杂调节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逆境（ACEs）中两个维度——虐待与家庭功能障碍——对青少年情绪困扰的差异化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与挫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个体韧性、同伴支持与教师支持在这些中介路径上的调节作用。通过纵向调查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揭示了这些因素在ACEs背景下可能存在的复杂互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虐待与情绪困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家庭功能障碍对情绪困扰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在虐待与情绪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而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则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韧性、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虐待与基本心理需求挫败之间的联系，而非减轻其影响，这表明在某些情境下，这些所谓的“韧性因素”可能反而加剧了负面效应，而非起到缓冲作用。

童年逆境作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个体层面，还涉及家庭、社会等多重环境。本研究采用中国青少年样本，进一步拓展了ACEs研究的地域范围，为理解非西方文化背景下ACEs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在ACEs中，虐待通常被认为比家庭功能障碍更具破坏性，因为它直接侵犯了儿童的安全感、尊严感和生存能力，进而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相比之下，家庭功能障碍更多表现为背景性压力，如父母离婚或监禁等，虽然对儿童造成困扰，但其影响通常较轻微，且不直接针对儿童。这种区分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即虐待对情绪困扰的预测作用显著，而家庭功能障碍则无明显影响。

在探讨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时，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在虐待与情绪困扰之间起着关键作用。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这些需求的满足对于个体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而其挫败则可能引发心理问题。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在虐待情境中更为显著，且其对情绪困扰的影响远大于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这表明，在应对ACEs时，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可能比其满足更值得关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个体韧性、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对这些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个体韧性与教师支持不仅未能缓冲虐待对情绪困扰的影响，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这种影响。这说明，尽管这些因素在常规情况下可能有助于心理恢复，但在面对严重或高强度的ACEs时，它们可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对理解ACEs对青少年心理影响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揭示了虐待与家庭功能障碍在影响青少年情绪困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在心理干预中，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逆境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其次，它强调了基本心理需求挫败在心理压力传导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在面对虐待时，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可能是更直接和强烈的中介变量。因此，在设计心理干预措施时，应优先考虑如何缓解基本心理需求的挫败，而非仅仅关注需求的满足。最后，研究还指出个体韧性、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挥“反缓冲”作用，即它们不仅未能减轻逆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放大这些影响。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观点，强调在面对高度压力或创伤性事件时，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样本局限于中国青少年群体，这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此外，研究仅使用了二元项来计算ACEs的综合得分，这种做法虽然便于统计分析，但可能忽略了不同逆境的具体程度和复杂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精细的量表，如等级量表，以捕捉更丰富的个体体验。同时，本研究仅关注了三个主要的韧性因素，而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可能影响心理韧性的变量，如情绪智力、积极发展特质等，这些变量在后续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虽然研究探讨了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但并未深入分析这些需求在不同逆境下的具体影响路径，未来可以结合更复杂的理论模型，如自我决定理论（SDT）或社会支持理论，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制。

在实际应用层面，本研究的结果提示，对于遭受虐待的青少年，仅依靠传统的韧性因素（如个体韧性或社会支持）可能无法有效缓解其情绪困扰。相反，可能需要更专业、更细致的干预措施，如创伤知情实践（TIP）框架下的支持方案。这些方案不仅应关注如何帮助青少年应对逆境，还应考虑如何避免进一步挫伤其基本心理需求。例如，教师在提供支持时，应更加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力感，避免过度干预或不当指导，从而减少对心理需求的干扰。此外，同伴支持可能在某些情境下更具缓冲作用，因为它通常带有更平等和非强制性的特征，而教师支持则可能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如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权威性与控制性，而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可以扩展样本范围，纳入更多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可以采用更详细的量表来评估ACEs的具体类型及其强度，以更精确地分析其对心理需求的影响。第三，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潜在的韧性因素，如情绪智力或积极发展特质，以全面了解哪些因素在不同逆境下更具保护作用。最后，可以结合纵向研究与实验设计，深入分析韧性因素在不同阶段的调节作用，以及其对心理需求和情绪困扰的动态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揭示了ACEs对青少年情绪困扰的复杂影响，还强调了基本心理需求挫败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它也指出了传统韧性因素在某些情境下的局限性，呼吁在干预设计中更加关注这些因素的“反缓冲”效应。这些发现为理解青少年心理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优化干预策略，以更有效地应对ACEs带来的心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