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对囤积行为的影响：依恋作为中介变量，环境线索作为调节变量

《PsyCh Journal》：Impact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Unpredictability on Hoarding Behavior: Attachment as Mediator and Environmental Cues as Moderator

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与依恋机制共同影响囤积行为，环境线索调节二者关系。通过三阶段研究，发现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通过依恋回避和焦虑间接导致囤积行为，且后疫情时期环境线索削弱其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囤积行为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线索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三个研究阶段，我们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囤积行为视为一种适应性资源获取策略，旨在揭示其背后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童年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且正面地预测了囤积行为，而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则作为并行的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同时，疫情相关的环境线索对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当这些线索减弱时，其影响也会相应减弱。这些发现不仅为囤积行为作为适应性反应提供了新的视角，还进一步明确了依恋焦虑和回避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当前环境线索对囤积行为形成的重要影响。

在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整理”这一概念逐渐受到公众关注，而囤积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讨论中。然而，囤积行为并不等同于囤积障碍（HD）。在非临床人群中，囤积行为是一种普遍现象，并具有适应性功能。从演化角度来看，囤积行为作为一种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生存策略，曾在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资源稀缺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囤积食物是确保生存的重要手段。即便在如今物质丰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在面临危机，如疫情引发的资源短缺时，仍可能表现出囤积倾向。这表明，囤积行为作为一种适应性资源获取策略，仍然深刻嵌入于日常生活中。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囤积障碍的病因和干预措施上，对非临床群体中囤积行为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空白，从演化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囤积行为视为一种在环境变化中获取资源的适应性策略，并探讨其心理机制。

研究表明，参与囤积行为的个体往往经历了童年期的逆境，如物质匮乏、暴露于犯罪、虐待以及不稳定的亲子关系（Cromer et al., 2007；Landau et al., 2011）。这些早期环境因素可能对个体的囤积行为产生深远影响。Ellis等人（2009）提出了一个二维环境风险模型，将童年环境从两个关键维度进行理解：严苛性和不确定性。相较于严苛性，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体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不可预测的应激源对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Ellis et al., 2009）。尽管严苛但稳定的环境持续带来威胁，但其可预测性使个体能够发展出应对策略。相反，不确定性环境的特点是资源供应波动和应激暴露的不可预测性，这种环境可能削弱个体对未来的掌控感和安全感（Brosschot et al., 2016）。为了应对这种不安全感，个体可能会发展出各种心理防御机制，其中囤积行为可能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以满足心理安全感的需求。研究指出，个体倾向于将人类特质赋予物体（即拟人化），并将它们视为自身身份的延伸。此外，依恋于物体及其使用，成为个体获取安慰和安全感的重要来源（Frost and Hartl, 1996；Yap and Grisham, 2021）。同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强可能加剧个体对资源稀缺的感知，强化他们认为物体具有内在功能价值的信念。因此，个体可能更倾向于以“以防万一”的心态获取和保留物品（Frost and Gross, 1993）。

在生命史理论框架下，Chen（2017）提出了依恋-资源控制理论，指出个体的童年环境和依恋经验对其成年后的行为策略具有长期影响。依恋作为一种进化心理机制，使个体能够做出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策略选择（Chen, 2017, 2018）。依恋的两个关键维度是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它们反映了个体在亲密关系中对不确定性的感知（Brennan et al., 1998）。具有高依恋焦虑的个体会害怕被遗弃，感到高度不安全；而具有高依恋回避的个体则倾向于独立和情感距离（Collins and Read, 1990）。研究表明，更高的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会增加个体发展不安全依恋模式的可能性，而这些模式又会促使个体发展与资源控制相关的获取行为（Chen, 2018；Szepsenwol and Simpson, 2019）。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拒绝或不稳定时，可能会将情感依恋转向物体，将它们视为稳定、可控和可信赖的人际关系替代品（Steketee and Frost, 2003；Yap et al., 2020）。因此，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更容易发展出对物体的情感依赖，以弥补未满足的人际安全感需求。

环境线索指的是能够触发并引导个体特定行为或反应的各种环境刺激或信号（Lindenberg, 2018；St?mpfli et al., 2017）。暴露于环境线索会激活个体在演化和发育过程中形成的特定行为模式。在关于个体行为和心理模式对环境适应性的研究中，Griskevicius等人（2013）提出了敏感化模型。该模型基于生命史理论，认为早期生活经历，如资源稀缺和家庭冲突，深刻塑造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这些经历不仅影响个体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还在成年后的应对策略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外，该模型进一步指出，个体在面对环境线索时表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源于早期生活经历（Mittal et al., 2015）。也就是说，生命史策略并非在所有情境中都保持一致，而是在面对逆境或压力时才会变得明显。例如，Griskevicius等人（2011）发现，不同童年环境背景的个体在面对死亡线索时，其生殖时机策略表现出显著差异。

囤积行为作为一种由早期童年经历、个人特质和环境影响共同塑造的适应性反应，与敏感化模型一致，即环境线索会影响个体的囤积行为（Wang and Hao, 2020）。此外，来自不同童年环境的个体在面对不同环境线索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与物体相关的反应策略（Schumacher and Micheli, 2024）。在资源稀缺或感知到威胁的情境下，经历过高童年环境不确定性的个体可能表现出更强的囤积行为，作为一种应对预期资源不确定性和剥夺的策略。相反，那些童年环境较为稳定的个体可能不会表现出相同的囤积倾向。

本研究旨在探讨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潜在中介变量（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以及调节变量（环境线索）的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调节并行中介模型，以测试以下假设：
1. 童年环境不确定性正向预测囤积行为。
2.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在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的关系中充当并行中介变量。
3. 环境线索调节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不同童年环境不确定性的个体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线索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囤积行为。

通过这三个研究阶段，我们发现童年环境不确定性确实对囤积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第一个研究中，基于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来自童年环境不确定性的用户，其收藏量显著高于来自稳定童年环境的用户，尽管效应量较小，但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初步支持。在第二个研究中，我们采用实验方法，通过操控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验证了其对囤积行为的影响，并发现童年环境不确定性在预测囤积行为时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在这一关系中也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依恋焦虑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第三个研究则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依恋类型个体在囤积行为上的差异，发现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囤积行为倾向。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远端环境因素对囤积行为的预测作用，还揭示了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作为心理防御机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此外，环境线索在这一关系中也表现出调节效应，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环境线索增强了童年环境不确定性对囤积行为的影响。然而，当环境线索减弱后，这种影响也随之减弱。这表明，个体的行为不仅受到早期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当前环境线索的调节作用。

研究还发现，依恋回避在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较弱，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都源于童年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在行为表现上有所不同。依恋焦虑的个体倾向于采取高激活策略，努力保持与依恋对象的亲近，并持续监测情感波动以防止情感纽带的削弱。而依恋回避的个体则倾向于采取低激活策略，抑制依恋需求，优先追求独立，并否认情感依赖（Mikulincer and Shaver, 2003, 2007）。因此，尽管两种依恋类型都可能将情感依恋从人际关系转向物体，以补偿未满足的安全感需求，但依恋回避的个体在人际关系和物质资源方面更倾向于依赖自身，因此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囤积倾向（Danet and Secouet, 2018）。

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线索对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环境线索显著增强了童年环境不确定性对囤积行为的影响。这表明，个体行为不仅受到早期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当前环境线索的调节作用。因此，当囤积行为等行为问题出现时，不应仅仅归因于一个不可改变的童年环境，而应鼓励个体培养积极和稳定的当前环境，以减轻问题行为的出现和加剧。同时，环境线索虽然会影响行为选择，但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个体的童年环境，这进一步强调了童年环境稳定性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父母应努力营造稳定的生活和情感环境，以促进儿童形成安全的内部工作模型，从而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研究还探讨了环境线索在依恋焦虑与囤积行为、依恋回避与囤积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然而，研究未发现环境线索对这两者关系的显著调节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成人依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的，个体通过与主要照顾者互动形成特定的依恋模式，这些认知框架通常在青春期和成年后保持相对稳定，持续影响其人际互动和对社会情境的解释（Bretherton, 1992；Scharfe and Bartholomew, 1994）。因此，疫情等环境线索可能不足以显著改变个体的依恋模式，从而未能调节依恋与囤积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对囤积行为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研究发现，依恋在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表明干预措施应着重于解决早期依恋脆弱性，以减少不良童年经历的长期影响。治疗可能包括处理和修复与依恋相关的创伤，以促进安全依恋的发展。同时，由于短期环境线索如疫情显著增强了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联系，干预和预防项目可以考虑纳入环境线索管理策略，如心理教育以减少对威胁线索的过度敏感。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1a通过分析问答网站的大数据，初步探讨了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的关系。尽管大数据分析能够捕捉多样化的行为模式，但在线用户行为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平台算法和社会文化因素，而不仅仅是童年环境的反映。此外，由于童年环境不确定性是一个远端因素，直接操控其影响在实验中较为困难，因此研究1b通过操控短期环境线索来研究其影响。然而，这种短期操控可能无法完全复制童年环境长期的不确定性。此外，研究指出囤积行为可能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出现，并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强（Zaboski et al., 2019）。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追踪囤积行为的发展轨迹，以更全面地理解童年环境不确定性对其的长期影响。

其次，研究2利用疫情作为环境线索，以增强研究的生态效度。然而，作为长期且广泛存在的环境因素，疫情的影响可能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干扰，这限制了因果推论的准确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精确的实验室环境线索操控，并控制潜在的混淆变量，以进一步验证环境线索的作用。

最后，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中国，这可能带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先前的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尤其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是塑造依恋模式及其心理后果的重要框架（Chi Kuan Mak et al., 2010）。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强调家庭纽带，并高度重视亲子关系，这可能使个体在面对童年环境不确定性时，对人际关系的威胁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展出不安全依恋（Frías et al., 2014）。此外，中国长期的农业历史孕育了诸如“防灾储粮”、“秋收冬藏”和“未雨绸缪”等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为囤积行为赋予适应性的意义。因此，疫情等环境线索可能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表现出更强的触发作用，从而增强囤积倾向。未来的研究应探讨这一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此外，本研究关注的是非临床群体，虽然研究结果为理解普通人群中囤积行为提供了重要见解，但其在囤积障碍临床群体中的适用性仍不确定。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在临床样本中复制这些发现，以评估其更广泛的适用性和对治疗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童年环境不确定性对囤积行为的深远影响，并指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中介作用。同时，环境线索在调节童年环境不确定性与囤积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囤积行为的理解，也为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应在更大范围的样本和更广泛的环境中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并探索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