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应对儿童癌症的三因素模型

《PSYCHO-ONCOLOGY》：A Three Factor Model of Parental Coping With Childhood Cancer

本研究探讨儿童癌症父母的心理压力及其与回避型应对策略、应对技巧库及灵活性三者的关系。通过横断面调查145名父母，发现回避型策略显著正相关于心理压力，而技巧库和灵活性仅通过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压力。研究强调临床干预应优先减少回避策略使用，并增强应对技巧的多样性和灵活应用，以改善父母心理健康。

　　父母在面对儿童癌症这一挑战时，常常会经历显著的心理压力，包括焦虑、抑郁以及创伤后应激症状。尽管许多研究已经关注了这些心理问题，但父母在应对方式上的个体差异仍然存在，这种差异可能是理解其心理压力来源的重要线索。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种差异的成因，一项研究旨在分析三种应对方式——以回避为导向的应对策略、应对技术的多样性（即应对资源库）以及应对技术的灵活性——如何共同影响父母的心理压力水平。这项研究的结论对于制定有效的临床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对象是来自某儿童血液肿瘤科的145名父母，其中包括88名母亲和57名父亲。这些父母的孩子正在接受积极的癌症治疗，年龄范围从22岁到58岁。为了评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应对方式，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种标准化工具，包括《简明应对量表》（Brief COPE）、《应对灵活性量表修订版》（CFS-R）、《儿童父母压力量表》（PPSI）和《情绪状态量表》（POMS）。这些工具分别测量了父母的应对方式、心理压力水平以及情绪状态的变化。通过这些数据，研究者能够分析不同应对方式对父母心理压力的影响，以及这些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以回避为导向的应对策略、应对技术的多样性以及应对技术的灵活性都与父母的心理压力水平显著相关。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这三种应对方式共同解释了父母心理压力变异的37%至43%。其中，以回避为导向的应对策略是最大的预测因子，占总变异的约29%。这一发现强调了以回避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在父母心理压力中的核心作用。然而，应对技术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有效缓解心理压力，或者其影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此外，研究还发现，以回避为导向的应对策略与父母的心理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父母在使用如行为退缩、否认、物质使用和自我责备等回避性应对方式时，报告了更高的心理压力水平。这种关系在其他父母群体中也有类似发现，表明回避性应对策略可能是导致心理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研究还指出，某些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如发泄、自我分散和宗教信仰，同样与父母的心理压力水平呈正相关。这表明，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情绪导向的应对方式也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还发现，应对技术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拥有更广泛的应对技术资源的父母，其应对方式的灵活性也更高。然而，这种灵活性并未显著降低父母的心理压力，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回避性应对策略所抵消。这提示我们，尽管应对技术的多样性有助于父母更好地应对不同的压力情境，但若同时依赖回避性策略，这种多样性可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这意味着无法确定这些应对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研究假设了应对技术的多样性对灵活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心理压力水平，但这种假设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高心理压力的父母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寻找新的应对方式，从而增加其应对技术的多样性。因此，未来的纵向研究或实验性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揭示这些应对方式之间的动态关系。

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它为制定针对父母心理压力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建议，临床干预应优先关注减少父母对回避性应对策略的依赖，同时扩展他们以问题为导向和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技术，并提高这些技术的灵活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减轻父母的心理压力。此外，研究还提到，一项基于这些应对方式的六次会话干预试点研究显示，这种干预方式在提高父母心理状态方面具有可行性，并得到了较高的满意度。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揭示了父母在面对儿童癌症时，应对方式对其心理压力的影响。以回避为导向的应对策略在心理压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应对技术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虽然重要，但其效果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干预措施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考虑如何在实际操作中优化应对策略的使用，以更好地支持父母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