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开发的决策辅助工具的效果：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The Effect of a Patient Decision Aid Developed for Chinese Primary Angle Closure Pati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激光周边虹膜切开术（LPI）决策中患者决策辅助工具（PDA）可显著降低决策冲突（P<0.001），提升知识水平（P<0.001），但对患者参与满意度（P=0.721）和决策后悔（P=0.104）无显著影响。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纳入107例PACS或PAC患者，干预组使用基于Ottawa决策框架的PDA，对照组使用标准知情同意书。结果显示PDA组决策冲突评分从基线49.25降至24.68（P<0.001），知识得分提高至8分（干预组）vs4分（对照组），且知识水平与决策冲突呈负相关（r=-0.399）。

　　在当代医学实践中，患者参与医疗决策的过程正逐渐成为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聚焦于一种名为“患者决策辅助工具”（Patient Decision Aid, PDA）的干预手段，旨在评估其在帮助患有“原发性房角闭合疑似”（Primary Angle Closure Suspect, PACS）或“原发性房角闭合”（Primary Angle Closure, PAC）的患者理解激光周边虹膜切开术（Laser Peripheral Iridotomy, LPI）治疗方案、降低决策冲突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PDA在提升患者知识水平和减少决策冲突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而患者对自身参与医疗决策的满意度和决策后的后悔感则未受到明显影响。

###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范围内，青光眼已成为导致不可逆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在亚洲地区，其发病率和患病人数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根据国际地理与流行病学眼科学会（ISGEO）的定义，青光眼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PACS、PAC以及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 PACG）。PACS和PAC阶段被认为是进行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尚未发生结构性或功能性视神经损伤。然而，尽管LPI是目前治疗房角闭合的主流方式，其在预防疾病进展和急性发作方面的效果仍然有限，仅为47%。这意味着部分患者在接受LPI治疗后仍可能面临疾病恶化或需要进一步治疗的风险。

由于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青光眼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预计到2040年，全球将有超过11000万例青光眼患者，其中3000万例为PACG。在中国，农村地区的PACS或PAC患者占比约为13.12%，凸显了在这些患者中推广有效决策支持工具的重要性。此外，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倡导患者参与医疗决策，但公共医疗机构的临床工作压力往往限制了医生与患者之间充分沟通的时间。这种时间限制使得患者在有限的咨询过程中难以全面了解自身病情和治疗方案，从而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PDA作为一种系统化、证据导向且个性化的决策支持工具，能够有效弥补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的不足。与普通的宣传手册或健康教育材料不同，PDA不仅提供疾病和治疗的基本信息，还通过结构化的步骤引导患者明确自身价值观和决策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权衡治疗的风险与益处。对于中老年人群，特别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PDA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清晰地传达复杂信息，从而提升其对治疗方案的理解能力。

###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设计，旨在评估PDA在PACS或PAC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对象来自一家眼科专科医院，共招募了107名符合条件的患者，其中54名被分配至干预组，53名被分配至对照组。所有参与者均在基线阶段和干预后完成评估，以衡量其决策冲突水平、知识掌握程度、对参与决策的满意度以及决策后的后悔感。

干预组的患者在完成初步诊断后，会收到一份基于“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Ottawa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 ODSF）和“国际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标准”（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 IPDAS）开发的PDA手册。该手册通过系统性的结构，引导患者理解疾病的性质、治疗的必要性、风险与益处，并最终帮助他们做出符合个人价值观的决定。而对照组的患者则仅获得一份标准化的知情同意书，内容涵盖手术的基本信息、可能的并发症以及术后的随访建议。

在数据收集方面，研究采用了多种评估工具，包括“决策冲突量表”（Decisional Conflict Scale, DCS）用于衡量患者的决策不确定性，以及知识问卷和满意度量表用于评估患者对治疗方案的理解和参与度。此外，研究还通过电话随访的方式收集了患者在决策后的后悔感数据。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分析，使用t检验、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等方法，确保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在干预后的决策冲突量表（DCS）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具体而言，干预组的DCS平均分为24.68（标准差7.92），而对照组的平均分为37.4（标准差17.5）。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表明PDA在减少患者决策冲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干预组患者在知识问卷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平均分为8（标准差4），而对照组的平均分为4（标准差2），这一结果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然而，研究并未发现PDA在提升患者对自身参与决策的满意度或减少决策后的后悔感方面具有显著影响。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满意度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为95.83（标准差16.04）和94.53（标准差10.5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721）。同样，两组在决策后悔量表上的得分也未出现显著差异（P = 0.104）。这一结果可能与患者的高信任度和对医生建议的接受度有关，尤其是在中国，患者往往倾向于遵循医生的建议，即使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冲突或不确定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患者的决策冲突与知识水平和对参与决策的满意度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当患者对治疗方案的理解越深入，他们对自身参与决策的满意度越高，决策冲突则越低。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医疗决策过程中提供充分信息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患者做出更合理的决策，还能增强其对医疗过程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PDA在提升PACS或PAC患者对LPI治疗的理解和减少决策冲突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然而，患者对自身参与决策的满意度和决策后的后悔感并未因PDA的使用而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现象可能与文化背景和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有关。在中国，患者普遍对医生的权威持高度信任态度，即使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医生的建议是最优选择。因此，即使在没有PDA的情况下，患者对自身参与决策的满意度仍然较高，这可能限制了PDA在这一维度上的进一步作用。

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在使用PDA后，其决策冲突水平的下降幅度更为显著。这一结果提示，PDA的使用效果可能受到患者教育背景的影响，因此在推广PDA时，应考虑采用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如音频、视频、软件或网页界面，以适应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特别是在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中，PDA的优化版本可能需要更加直观和易懂的表达方式，以确保所有患者都能从中受益。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患者的决策冲突与对治疗方案的理解程度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如果患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疾病和治疗的风险与益处，他们可能会在决策过程中更加自信，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负担。因此，PDA作为一种有效的决策支持工具，不仅能够帮助患者获取必要的信息，还能通过引导其思考个人价值观和治疗目标，提高其对决策的满意度。

尽管本研究未发现PDA在提升患者满意度和减少后悔感方面的显著作用，但其在减少决策冲突和提高知识水平方面的效果仍然值得肯定。这一结果表明，PDA在医疗决策支持中的应用具有广泛的潜力，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重要决策的患者群体中。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PDA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并尝试将其与电子病历系统等现代医疗技术相结合，以实现更高效的决策支持。

###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是首次在中国针对PACS或PAC患者开展的关于PDA应用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结果表明，PDA在提升患者对LPI治疗的理解、减少决策冲突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而其在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减少后悔感方面的效果则不明显。这一发现为未来优化和推广PDA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强调了在医疗决策过程中提供充分信息的重要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PDA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适用性，并尝试将其与电子病历系统等现代医疗技术相结合，以实现更高效的决策支持。此外，PDA的应用不应仅限于诊断阶段，还应拓展至预防性医疗决策领域，以帮助更多患者在早期阶段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治疗选择。通过这种方式，PDA可以成为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的重要工具，不仅提升患者的医疗决策能力，还能增强医患之间的沟通效率，最终提高整体医疗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