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饮食实践对非洲移民孕产妇健康的影响：一项澳大利亚质性研究

为解决非洲移民女性在孕产期面临的文化饮食适应与营养信息冲突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其在澳大利亚孕产期文化饮食实践与信息获取的质性研究。通过深入访谈发现，传统饮食实践因食材可及性、成本及文化适应而受限，且医疗系统提供的营养指导缺乏文化敏感性。研究强调开发含非洲传统食物的文化适应性营养资源的重要性，对改善孕产妇健康及减少健康不平等具有重要临床与公共卫生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孕产妇营养不良仍然是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每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母亲和儿童死亡，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及移民群体中问题更为突出。非洲地区孕产妇营养不良发生率居高不下，例如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分别高达27%与38%。营养不良不仅直接影响母亲健康，更与胎儿发育异常、低出生体重、早产、妊娠期糖尿病和高血压等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民至澳大利亚的非洲女性，例如来自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东非移民，其极早产和极低出生体重婴儿的风险显著高于澳大利亚本地出生女性。此外，北非和中东裔女性在澳大利亚还面临更高的妊娠期糖尿病风险。这些健康差异的背后，文化因素特别是饮食禁忌与限制实践，被认为是导致孕产妇营养不良的重要社会文化动因。

在非洲许多社会，孕产期女性常被限制或禁止摄入某些食物，这些禁忌可能基于文化、宗教或卫生观念，代代相传。常见的被限制食物包括水果（如香蕉、菠萝）、动物产品（如红肉、鸡蛋）、豆类（如班巴拉豆）和某些蔬菜（如卷心菜、园生茄）。限制的原因多样，通常与担心流产、胎儿异常或难产相关。例如，在加纳，孕妇避免食用鸡蛋以防婴儿过大；在赞比亚，则因担心导致婴儿秃头而禁食。这些禁忌虽出于保护意图，却往往限制了孕妇膳食的质量与多样性，加剧营养不良，并可能对母婴长期健康（如糖尿病、肥胖和心血管疾病）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在非洲本土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孕产期饮食实践，但对于移民至西方高收入国家（如澳大利亚）的非洲女性，在此过程中的饮食行为变化、文化适应与信息获取途径，却鲜有深入探讨。澳大利亚非洲移民人口在过去二十年间迅速增长，从2003年的23万增至2023年的52万，这一快速增长的新移民群体其独特的健康需求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为此，本研究聚焦于澳大利亚非洲移民女性，旨在探索其在孕产期的文化饮食实践、影响因素及营养信息获取方式，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营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基于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哲学立场，结合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和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作为理论框架，以深入理解参与者的主观经验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研究通过目的性抽样、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招募了15名符合标准的非洲出生、现居澳大利亚的女性参与者，其中3名为当前孕妇，12名在过去5年内有过生育经历。数据收集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进行，访谈提纲基于文献回顾和前期研究设计，并在预测试后优化。访谈通过Zoom平台在线进行，录音资料逐字转录后，采用Braun和 Clarke的反思性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与主题提炼。为确保研究的可信度，实施了成员核查（member checking），并详细描述了研究方法以增强可转移性。

研究结果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主题一：孕产期饮食实践。所有参与者描述了在孕产期多样的饮食行为，包括食物渴望、产后康复与哺乳饮食以及食物禁忌。大多数参与者经历了对非洲传统食物（如山药、富富、奥格博诺汤）和西方加工食品（如披萨、寿司）的强烈渴望，部分人甚至出现非典型渴望，如苹果加盐或冰块，后者可能暗示铁缺乏。产后，女性常摄入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食物以促进康复和泌乳，例如索马里女性食用Odkac（一种干腌肉制品）以“恢复分娩失血”，肯尼亚女性食用Bonzo（肉骨汤）以“强化背部”，尼日利亚女性则食用胡椒汤、鸡肉汤、美禄（Milo）等热食以促进愈合和清除血块。同时，一些传统食物如fenugreek（葫芦巴）porridge用于促乳，尽管其安全性尚缺乏充分科学证据。值得注意的是，食物禁忌主要存在于孕期，常见受限食物包括菠萝、木瓜、柠檬（因担心导致流产）以及鸡蛋和蜗牛（因文化象征如婴儿流涎或唐氏综合征风险）。然而，大多数参与者并未遵守这些禁忌，部分因为澳大利亚缺乏这些文化信念的强化环境，部分因为个人经验未观察到不良反应。

主题二：维持文化饮食实践的障碍。参与者普遍面临非洲传统食材可及性低与价格高昂的挑战，这显著限制了文化饮食实践的延续。许多人在澳大利亚找不到家乡食物，或因成本过高而转向本地易得食品（如披萨、饼干）。此外，食物文化适应（food acculturation）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移民时间长短，参与者都逐渐融入西方饮食模式，一些新移民甚至主动学习制作披萨等异国食物，以避免“只吃传统食物”的局限。这种适应虽带来饮食多样性，却也引发对营养质量的担忧，因许多西方食品属能量密集但营养素密度低的超加工食品，可能增加肥胖和糖尿病风险。

主题三：营养信息获取。家庭和朋友（尤其是母亲和婆婆）是参与者最主要的营养信息源，提供基于文化传统的建议；相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HCPs）提供的营养信息则基于西方膳食模式，缺乏对非洲传统食物的了解，导致信息冲突与孕妇困惑。此外，数字平台（如Google、YouTube、Instagram）成为广泛使用的信息渠道，几乎所有参与者都会在线搜索营养建议，但其信息准确性与一致性参差不齐，可能带来误导风险。参与者普遍表达了对文化适应性营养资源的需求，希望获得关于传统食物营养价值、禁忌科学解释以及多语言教育材料的支持，以帮助她们在多元信息环境中做出明智选择。

研究结论强调，文化饮食实践如禁忌与限制可能限制孕产期女性的膳食选择与质量，进而影响母婴健康结局。虽然本研究中有仅少数参与者坚持饮食限制，但所有人都表现出在孕产期饮食中融入非洲传统食物的强烈意愿。当前澳大利亚医院提供的营养材料缺乏非洲食物内容，凸显了文化包容性资源的缺失。因此，开发文化适宜的营养教育材料、提升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文化能力、以及通过政策改善非洲食物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对支持非洲移民女性健康孕产、促进健康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其他高收入国家中非洲移民孕产期文化饮食实践的持续性，以及食物禁忌对母婴营养状况与健康结局的长期影响。

该研究首次深入揭示了澳大利亚非洲移民女性在孕产期的饮食实践与文化适应历程，不仅丰富了移民健康与营养学领域的研究证据，也为跨文化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通过结合质性与理论框架，研究成功捕捉了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行为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凸显了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实施精准化、人性化健康促进策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