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CoV-2感染后农村居民死亡率持续高于城市居民：一项为期两年的全国性队列研究

为解决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农村与城市健康差异问题，研究人员基于美国国家临床队列协作组（N3C）数据库，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尤其是非城市毗邻农村，NAR）在感染SARS-CoV-2后两年内全因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调整后风险比aHR=1.26），且该差异随时间扩大。这一发现凸显了农村地区公共卫生资源的长期不足和健康不公平的持续性。

　　

在COVID-19大流行的阴影下，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健康公平问题逐渐浮现：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是否在面对同一病毒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以往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疫情初期，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医疗资源有限、慢性病患病率高以及社会脆弱性因素，遭受了更严重的短期健康损失。然而，病毒消退之后，这种不平等是否持续存在？农村居民是否会因感染SARS-CoV-2而面临长期的死亡风险？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体健康，更触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社会公平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

在此背景下，由A. Jerrod Anzalone领衔的研究团队联合美国国家临床队列协作组（N3C）展开了一项大规模回顾性队列研究，覆盖超过300万名SARS-CoV-2感染者，追踪时间长达两年。该研究发表于顶级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首次系统揭示农村与城市在感染后长期死亡率方面的显著差距，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机制与意义。

研究人员主要依托N3C COVID-19 Enclave数据库，该库整合了全美多中心的电子健康记录（EHR），并通过隐私保护记录链接（PPRL）技术实现跨机构患者去重与死亡数据验证。研究采用逆概率处理加权（IPW）控制选择偏倚，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调整人口学特征、合并症、社会脆弱性指数（SVI）、疫苗接种状况和病毒变异时段等混杂因素，同时通过Kaplan-Meier曲线和分层分析展示时间动态与人群异质性。

结果部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队列特征与差异

研究纳入3,082,978名SARS-CoV-2感染者，其中农村居民占20%，与美国人口普查分布一致。农村居民中非城市毗邻农村（NAR）和城市毗邻农村（UAR）群体年龄更大、白人比例更高，合并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肾病的比例更高，但疫苗接种率较低。社会脆弱性指数（SVI）显示农村地区社会逆境较为突出。

二、生存分析与长期死亡风险

Kaplan-Meier曲线显示，农村居民累积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且随时间推移差距逐渐扩大。两年时，UAR和NAR的累积死亡率差异分别达1.62%和1.86%。调整后的风险比（aHR）进一步证实，农村居民在感染后1个月、3个月、1年和2年的死亡风险均显著升高（UAR aHR=1.19，NAR aHR=1.26）。

三、住院患者的死亡差异

在农村居民中，即使调整基础疾病和医疗条件，住院COVID-19患者的两年死亡风险仍较高（UAR aHR=1.16，NAR aHR=1.19）。其超额死亡率相比城市患者显著增加，尤其在非毗邻农村地区。

四、新发病症与诊断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死亡患者中，农村居民的新发诊断（如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疾病等）记录显著少于城市居民，尽管其实际死亡率更高。这可能提示农村地区存在健康监测不足和诊断缺失的问题。

五、社会脆弱性的作用

社会脆弱性指数（SVI）与死亡率显著相关，尤其在农村地区，高SVI值患者的死亡风险更高（aHR=1.29）。这说明社会逆境与地理劣势共同加剧健康风险。

六、阴性队列与交互效应

研究还分析了未感染COVID-19的群体，发现农村居民本身即存在“农村死亡率惩罚”（rural mortality penalty），但COVID-19感染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差距（交互aHR=1.06）。SARS-CoV-2感染使农村地区的绝对死亡负担显著增加。

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在SARS-CoV-2感染后两年内死亡风险持续高于城市居民，该差异无法完全由基础疾病、社会脆弱性或疫苗接种差异解释。其背后可能机制包括：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健康服务可及性低、后续随访与诊断不足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薄弱。这一发现强调，单纯应对急性感染不足以消除健康不平等，需采取长期、系统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包括加强农村地区疫苗接种、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改善慢性病管理及提升社会支持水平。

该研究不仅为COVID-19的健康差异提供了迄今最长期的实证数据，也为未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推进农村健康公平提供了关键政策依据。正如作者所强调，“病毒或许无差别攻击，但社会必须有差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