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与生态措施协同作用在海岸侵蚀防治中的生物地貌动力学机制与生态恢复效益研究

本综述系统探讨了软体排工程措施与本土植被（碱蓬，Suaeda salsa）在淤泥质海岸侵蚀防治与生态恢复中的协同效应。研究通过现场观测（RTK-GPS、UAV地形扫描、植被样方采样）与生物地貌动力学耦合模型（Delft3D-MATLAB集成框架），揭示了工程结构通过改变流场（流速降低、沉积增强）与植被通过增加床面粗糙度（阻力系数λ）、削弱潮能、稳定沉积物的生物物理反馈机制。结果表明，软体排与碱蓬的协同应用使四年累积沉积量达1.767×104 m3，较单一工程措施提高32.26%，较单一生态措施提高82.54%，显著提升了海岸韧性（resilience）与恢复效率。

　　

引言

海岸带作为海陆相互作用的关键区域，是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敏感地带。淤泥质海岸尤其是盐沼湿地，在提供初级生产力、维持生物多样性、碳固存与岸线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然而，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下，全球多数泥质海岸正遭受严重侵蚀，中国沿海生态系统因人类活动强度高、河流输沙量减少及海平面上升而面临巨大挑战。近50年来，中国已损失53%的沿海生态系统，海洋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传统硬工程防护已逐渐转向“与自然共建”（Building with Nature）或“活岸线”（Living Shoreline）模式，强调工程与生态措施的有机融合。近年来，海岸监测技术与多学科交叉研究显著推动了海岸生态保护与侵蚀防控的进展，尤其聚焦于“生物地貌动力学”（biogeomorphodynamics）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的前沿热点。

方法

研究区域与指示物种

研究聚焦江苏条子泥滩涂（32°36’N–32°57’N, 120°54’E–120°58’E），该区域广泛分布本土碱蓬（Suaeda salsa），作为淤泥质海岸生态恢复的指示物种。碱蓬是一年生盐生植物，具有高耐盐、耐淹与耐旱特性，是盐沼演替的先锋物种，也是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清除后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物种。研究通过RTK-GPS与UAV激光地形扫描对软体排围垦区前缘的三条断面进行全剖面测量，高程数据以1米间隔采集，并标记植被位置。垂直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坐标系为CGCS2000-120E高斯克吕格投影。

水文泥沙与生态特征原位观测

为研究水文泥沙动力学与波浪衰减效应，在碱蓬植被调查样方附近布设仪器。选择碱蓬生物量最大的生长旺季（10月初）测量波浪、流速与悬浮沉积物浓度（SSC）。波浪仪（RBRsolo3 D|wave 16）安装于床面以上10厘米，以4 Hz采样频率进行5分钟爆发式记录。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ADCP）垂直埋入土壤，探头高度与滩面齐平，用于测量1米深度范围内的流速大小与方向。光学后向散射传感器（OBS-3A）固定于床面以上10厘米，每10分钟采集浊度与压力数据，并通过水样校准获取SSC。

为获取碱蓬生长率、扩散系数与最大承载容量等关键生态参数，在5月（生长季初期）于高、中、低潮带设立固定观测样方（n=5），样方调查（1×1米）以50米间隔进行，每个高程梯度设5个重复。植物密度（d₀）通过仔细计数每个样方内的个体数记录。基于地形测量，确定碱蓬在自然条件下的临界淹没高度H（米），定义为植被边缘线的平均高程。10月（生长季末期）采用相同方法测量最终密度（d₁）。最大承载容量K（株/m2）定义为各高程梯度的最终密度，约为200株/m2。死亡率通过比较初始与最终密度计算，死亡系数（株/m2/年）通过年化换算获得。这些数据与文献值结合，获取了研究区碱蓬的生态参数。

模型描述

采用基于过程的二维建模框架研究地貌变化与植被生长。该框架整合了地貌动力学模型Delft3D（模拟潮流、泥沙输送与床面变化）与MATLAB开发的动态植被模型。具体而言，Delft3D计算空间明确的水文周期，作为植被模型的输入以模拟沼泽建立、生长与死亡。植被模型更新植物密度后反馈至Delft3D，修改水流阻力并影响泥沙动力学与形态发育。该耦合方法已成功应用于海岸湿地演化研究，证明了其在探索潮间带景观生物物理相互作用方面的稳健性。

Delft3D通过浅水方程计算潮汐流与流速（深度平均），基于平流-扩散方程模拟悬浮泥沙输送。床面变化通过泥沙质量平衡方程计算并反馈至水动力模块。为考虑植被对水流与泥沙输送的影响，采用Delft3D中的Trachytope方法与Baptist公式。Baptist公式基于将植被模拟为刚性圆柱体的概念，特征化参数包括植被高度h_v、密度m、茎干直径D与修正拖曳系数C_D。在此方法中，床面粗糙度C与流向阻力项M（即M_x = ?(λ/2)u2 且 M_y = ?(λ/2)v2）纳入动量方程以表征植被对潮流的影响。C与λ均基于植被特性与水深通过方程（1）与（2）计算。

植被模型基于Schwarz等（2014）的方法模拟建立、生长与死亡过程。净植被生物量变化由方程（3）描述：dP = dP_est + dP_growth ? dP_flow，其中dP为盐沼总茎密度随时间导数（株/m2），分量分别代表建立（dP_est）、生长（dP_growth）与水流诱导死亡（dP_flow）。

建立、生长与死亡过程（Marani等，2013）与当地淹没频率相关，通过方程（4）计算：Fit = aIR2 + bIR + c，其中IR代表相对淹没率，a、b、c为根据研究区野外调查确定的经验系数。

盐沼植物种子建立模拟为随机过程（方程5）：dP_est = (rand(ny, nx) < Seed) * P₀ * Fit * dt，其中Seed为裸单元被殖民的概率，P₀为建立时的初始茎密度（株/m2），与最大密度K相关（Schwarz等，2014）。基于江苏海岸野外数据，K与P₀分别设为200与20株/m2。dt为时间步长。

盐沼生长通过方程（6）计算（Schwarz等，2014）：dP_growth = r * P (1 ? P/K) * dt，其中r为茎密度内在生长率，设为1。

水流诱导死亡由方程（7）描述（Schwarz等，2014）：dP_flow = C_τ (τ ? τ_cr,p)，其中C_τ为与床面剪切应力（τ；N/m2）相关的盐沼死亡系数，设为3000（株 m?2/(N/m2)），τ_cr,p为盐沼拔起的临界床面剪切应力，设为0.26 N/m2。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框架，建立了数值模型（条子泥模型）模拟软体排周围沿海区域的水动力过程、泥沙侵蚀/沉积、植被发育与形态演化。初始地形基于遥感数据与UAV测量高程数据 generalized。条子泥海岸毗邻辐射沙脊（南黄海内陆架浅水区水下沙脊群，延伸200公里南北×140公里东西，最宽潮间带达14公里），因此模型初始地形 generalized 为以浅滩为主的矩形潮间带，沿岸宽2600米，垂直岸线方向1000米。模型网格大小5米，沿岸520网格，垂直岸线200网格。离岸边界高程基于2021遥感高程数据。模型中软体排的位置、尺寸与高程基于UAV测量数据。

模型东、南、北边界为开边界，西边界为模拟海堤的固壁边界。为确保三个开边界水动力过程与现实一致，边界动力条件由江苏区域模型（JRM）提供。JRM计算域几乎覆盖江苏沿岸整个内陆架（32°N–36.5°N, 119°E–124°E），模拟精度通过观测站数据对比验证，满足为本研究提供边界条件的要求。基于JRM，计算了条子泥附近潮位变化过程，为小尺度模型提供四边界顶点水位条件。

通过现场采集表层沉积物样品分析，沉积物中值粒径为30 μm，属粗粉砂（Friedman与Sanders，1978分类标准）。粗粉砂具有中等透水性、湿润时一定粘性、沉降速率介于砂粒与细粉砂之间。粗粉砂在水中的运动主要以悬移质形式，主要由水流剪切应力驱动。因此，泥沙输送模型采用粘性泥沙模块（Partheniades-Krone公式，Partheniades，1965），通过比较泥沙临界剪切应力与水流剪切应力相对大小确定运动状态。根据江苏海岸既往研究，沉降速度设为0.25 mm/s，沉积与侵蚀临界剪切应力分别为0.2 N/m2与0.4 N/m2，侵蚀率为6×10^?4 kg/(m2·s)。为确保向海边界地形稳定性，增加向海边界侵蚀临界剪切应力以创建无变化边界条件。

盐沼植被生长过程受水动力条件控制。因此，模型采用植被生长曲线模拟植被发育（方程4），基于野外不同位置测量的淹没频率与对应植物密度量化。尽管本研究使用RBR潮位计测量不同高程处水深变化，但测量期选择在大潮期且遭遇风暴天气，淹没频率高于正常条件。此外，小潮期水位低于该区域高程，无法计算小潮期暴露持续时间。因此，本研究基于不同位置原位测量高程与JRM模拟的一年水位过程，计算了各高程处年平均淹没频率。通过不同位置淹没频率与测量植物密度数据之间进行二次曲线拟合，获取了年平均植被生长曲线。

结果

模型验证

首先使用2024年10月条子泥测量数据验证模型中的水动力与泥沙输送过程，包括软体排周围地形、盐沼内部及边缘水位与流速、近床悬浮沉积物浓度。各物理参数测量位置如图1C所示。

UAV测量地形覆盖两个软体排之间及周围区域，西侧连接海堤，东侧毗邻大型沿岸潮汐通道。由于东侧大型潮汐通道在低潮时始终淹没，UAV无法精确测量表面高程，因此排除大型潮汐通道区数据（图1C）。为确保模型水动力过程平滑，模型东边界高程基于2021遥感高程数据设置，从北侧1.4米向南侧2.4米线性增加，如图3所示。

四边界水位过程由JRM提供（图2）。由于滩涂高程浅，所有四边界点在低潮时均暴露，导致强烈浅水变形。涨潮过程迅速，落潮过程 prolonged，小潮期陆侧区域几乎不淹没。东南边界点因高程较高更早暴露。

北部软体排较长（约440米），南部约300米。模型中简化为10米宽 submerged dikes，陆侧高程约3.7米，海侧约2.7米。为模拟软体排在高水位时可淹没而不被侵蚀的特性，模型中软体排位置临界侵蚀剪切应力调整为100 N/m2以避免侵蚀。

水深、流速与近底悬浮沉积物浓度野外测量于2024年10月14日至22日进行，覆盖一个完整大潮阶段（潮水可淹没滩涂）。模型验证时，为匹配模拟水动力过程与地形，从2024年10月1日起运行模拟，持续一个月。然后将模拟的水深、流速与近床悬浮沉积物浓度变化与测量数据对比以验证模型准确性（图4）。

由于本研究使用Delft3D的2D水平模式（2DH），模拟流速与悬浮沉积物浓度为深度平均。因此，测量水动力与泥沙数据需先转换。使用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ADCP）测量剖面流速数据，提取不同深度流速计算垂向平均流速（图4B蓝线）。近床悬浮沉积物浓度使用安装于床面以上约0.1米的OBS（光学后向散射传感器）测量。假设垂向悬浮沉积物浓度剖面遵循Rouse剖面，以近床浓度为参考值。基于不同时间水深与流速，计算剖面不同水深处悬浮沉积物浓度，然后通过剖面分布转换垂向平均悬浮沉积物浓度（图4C蓝线）。

图4显示向海测量点模型模拟与测量数据对比，红点代表模型结果。模拟水深变化与测量数据高度一致（图4A），再现了浅水环境潮波变形，导致涨潮过程极短，达到最高水位后落潮过程 prolonged。模拟落潮过程比涨潮更接近测量落潮。这是因为实际水动力过程还受变化波风影响，难以在模型中完全考虑。向岸波风可引起潮涌，提前涨潮并增加其持续时间，因此测量水位过程略早于模拟。尤其在19日10:00至20日06:00期间，野外强风导致测量涨潮显著提前且最高水位明显上升。通过计算前五个受波风影响较小潮周期测量与模拟最高潮位相对误差，平均相对误差5.2%。

垂向平均流速变化过程受水深影响大，尤其在涨潮阶段。短涨潮持续时间引起的涨潮前锋快速淹没滩涂，导致极浅水条件下流速激增，随后随着水位快速上升，涨潮流速迅速减小。落潮期间流速也先增后减。数值模型中出现类似现象，流速变化过程与测量流速趋势一致。但模拟涨潮流速峰值与测量数据偏差较大（图4B）。原因可能包括：用于原位流速测量的ADCP在近床约10厘米存在盲区，难以捕捉极浅水条件下流速激增；另一方面，模型忽略风浪对涨潮过程影响，导致以潮汐为主的短而强烈涨潮，也造成模拟与测量峰值流速相对误差较大，平均约24.2%。

模拟悬浮沉积物浓度总体趋势与转换测量值相似，浓度峰值在特定时间出现，表明数值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沿海滩涂悬浮沉积物浓度周期性变化特征，模拟悬浮沉积物浓度随时间波动行为（图4C）。前五个浓度峰值平均相对误差9.4%。由于现场环境条件复杂性，许多基于现场测量数据的滩涂模型模拟结果存在显著偏差，尤其悬浮沉积物浓度模拟（Guo等，2012；Rahbani，2015）。例如，Guo等（2012）对钱塘江河口水动力与泥沙输送条件研究中，尽管模拟悬浮沉积物浓度与测量结果差异显著，但滩涂演化趋势与量级总体与现实一致。因此，鉴于本研究聚焦年尺度滩涂演化机制，模型结果可满足理论讨论精度要求。

软体排工程的促淤效应

上一节以UAV测量地形为初始地形，通过与野外测量对比验证了模拟水动力过程，确认了模型模拟现实能力。然后应用验证模型模拟工程与生态措施影响下沿海形态四年演化。选择初始地形基于2021年条子泥周围遥感高程数据 generalized（图1B）。西边界连接海堤，沿岸高程基本均匀约3米。东边界高程从1.4米变化至2.4米（图5）。离岸边界条件由JRM提供，JRM使用较大网格尺寸无法反映辐射沙脊潮沟系统地貌，因此初始地形构建时忽略研究区内小尺度地形起伏，各点高程基于边界点高程插值（图5）。JRM为三个开边界提供一年水位过程。基于初步敏感性分析，形态加速因子设为4，在保持模拟精度同时有效加速形态演化过程。模拟从2021年1月1日开始，使用形态加速因子转换后，于2024年底结束，允许与2024年测量地形数据比较。为分别讨论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对地貌演化与生态系统影响，设置4组控制实验。每组软体排与植被种植条件如表1所示。

首先，无植被条件下，模拟有無软体排滩涂演化过程以分析 mattress 工程对海岸防护贡献。演化初期地形变化尚未出现，其对流场影响小。因此，可从该阶段总结流场分布与特征对后续形态演化影响趋势（见图6）。

总体而言，研究区流向呈现沿岸流特征。无软体排时，涨潮由北向南进行，受潮波浅水变形影响，涨潮过程非常迅速。水位快速上升期间，流向逐渐从沿岸变为垂直岸线（图6A）。落潮期间，流向先偏东北，随后随着水位下降逐渐变为沿岸向北（图6B）。均匀分布流场最终导致均匀地貌变化，沿岸泥沙侵蚀沉积变化小（图6C）。沉积主要发生在较高滩涂区域，这些区域淹没频率低、水动力弱，泥沙更易沉降。离岸越远，滩涂高程越低，水动力与淹没频率增加，导致床面演化趋势逐渐从沉积变为侵蚀，形成离岸约500米较深侵蚀区。模拟地貌与现实大型潮汐通道位置相似（例如图1B、C），表明模型能很好再现研究区附近地貌演化趋势。

存在软体排时，水动力过程受到一定影响。尤其当水位介于 mattress 与滩涂高程之间时，水流受 mattress 偏转，两 mattress 遮蔽区内流向更垂直岸线（图6D）。落潮期间，水流也因 mattress 阻碍向海偏转（图6E）。然而，当水位超过 mattress 高程时， mattress 对流向影响减弱，水流直接溢过 mattress，流速增加。由于 mattress 遮蔽效应，其附近水动力较弱，泥沙更易沉积，从而形成两 mattress 连接海堤趾部沉积积累区。与无 mattress 情况相比，遮蔽区（距海堤200米宽区域）平均高程抬高0.13米，泥沙沉积体积从-3681 m3增加至9852 m3，证明软体排在海岸防护与滩涂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软体排工程的生态效应

接下来，模型中考虑植被生长与植被效应。研究区有自然生长碱蓬。为概括碱蓬群落生长状态及其年平均植被效应，简化计算过程，忽略碱蓬全年生长阶段差异。基于测量高程与生物量密度数据，建立描述碱蓬植被密度与淹没频率关系的二次生长曲线。植被观测样方于2024年5月与10月在滩涂不同位置设置，测量碱蓬密度与对应样方表面高程。由于野外测量水位过程短且受风暴影响显著，难以计算年淹没频率，年平准淹没频率通过参考JRM模拟水位过程结合各样方测量表面高程计算。此外，观测碱蓬密度最高位置高程作为物种生长最适宜高程，确定碱蓬生长曲线最高点位置。

数值模型中，植被生长过程通过植被生长曲线模拟（方程3、4），碱蓬种子传播过程通过随机分配模拟（方程5），植被种子殖民概率基于既往经验选择（Wang等，2025）。模型中植被效应通过增加植被区床面粗糙度与动量方程中添加流阻项反映（方程1、2）。粗糙度增加削弱流速，增强沉积，从而改变地貌侵蚀沉积模式并影响植被生长，形成生物地貌动力学循环。

模型中初始地形与上一节无植被情况相同。模拟从2021年1月1日开始，2024年底停止。受碱蓬生存习性控制，植物出现在海堤附近较高滩涂。由于模型中碱蓬种子随机分布，植物最终分布呈现斑块 pattern。无软体排时，碱蓬分布范围与密度沿岸线基本均匀；有 mattress 时，分布范围与密度均显著增加。 mattress 促淤效应抬高滩涂高程，使更适宜碱蓬生存。同时， mattress 导致遮蔽区沉积强度不均匀造成植被分布不均， mattress 附近碱蓬更茂盛。由于涨潮方向向南，遮蔽区南侧沉积更多泥沙，导致南侧碱蓬群落分布更广。模型中模拟碱蓬分布与野外真实分布高度一致。我们进一步比较了模型中碱蓬覆盖面积与现实。由于盐沼边缘碱蓬分布非常稀疏，取生物量分布图中最大生物量20%的网格点作为盐沼边缘，统计模型中碱蓬分布范围。统计结果表明，模型中碱蓬分布面积相对误差12.1%。

为验证数值模型在地貌方面模拟精度，在软体排遮蔽区内选择三个断面（图7A、C、E虚线标记）。测量断面床面高程与有软体排情况下模拟结果比较，如图7F所示。可见经过一定时期地貌演化后，模型结果总体再现了真实海岸断面形态。陆侧滩涂持续沉积泥沙，其高程逐渐增加。导致横比降较初始床面更陡。最终，模拟断面形态与测量断面高度相似，尤其北侧，北软体排提供更强沉积。但对于中与南断面，由于现实大型潮汐通道向西摆动入侵南软体排，断面向海端模拟高程与测量值偏差较大。

与无植被情况相比，碱蓬存在进一步抬高陆侧滩涂高程，使模拟结果更接近测量结果（图7F点线）。通过计算两种情况模拟与测量高程相对误差，可见较高滩涂范围内相对误差一般小于10%。而且，有植被时高程模拟结果优于无植被。

进一步计算了遮蔽区高潮滩累计沉积体积（表2）。基于2021遥感影像与2024测量地形数据计算实际沉积体积为1.59×10⁴ m3。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有软体排条件下有無植被累计沉积体积分别为1.767×10⁴ m3与1.336×10⁴ m3。碱蓬存在使累计沉积体积相对计算误差从16.12%降低至10.98%。

盐沼植被对海岸韧性的影响

各种条件下两软体排之间遮蔽区内平均高程变化过程如图8所示。通过与离岸水位过程比较，可见无植被情况下，平均高程变化趋势与潮动力强度存在明显对应关系。强潮阶段，潮动力强，最高水位一般超过4米，无软体排保护的滩涂遭受严重侵蚀，高程持续降低（图8B红线）。这与现实软体排建设前海岸侵蚀趋势一致，由潮汐通道迁移诱发。有软体排情况下，由于软体排促淤效应，遮蔽区平均高程呈现缓慢增加趋势（图8B蓝线）。随后相对弱潮阶段，潮动力稍减弱，泥沙更易沉积。因此，无软体排滩涂呈现沉积趋势（图8B红线），有软体排时沉积速率更快（图8B蓝线）。随着模拟进行，离岸边界潮动力经历又一轮强度变化，导致无植被情况下高程变化趋势与速率波动。

有碱蓬生长情况下，有無软体排高程均显著增加。无软体排时，滩涂最终平均高程甚至略超初始高程，系统变为沉积环境（图8B红点线）。这表明碱蓬在滩涂保护与促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通过比较有無植被高程随时间变化趋势，发现有植被情况下高程变化过程波动显著减少。

具体而言，无软体排时，碱蓬存在消除了滩涂高程反复升降过程。模拟前16个月，碱蓬仍处于种子扩张与殖民阶段，对表面高程影响小。随后，随着滩涂高程稍微增加，已建立碱蓬快速生长。此期间，碱蓬对地貌影响也开始增加，保持高程处于持续淤积状态。即使在7月至10月强潮动力条件下，植被化滩涂仍在沉积（图8B红点线），而非植被化滩涂处于侵蚀状态（图8B红线）。有软体排情况下，不同于无植被时床面高程波动增加过程，植被存在进一步增加软体排之间沉积，使高程以恒定速率增加（图8B蓝点线）。

上述差异表明碱蓬存在提高海岸系统韧性，使其在环境动力条件变化时保持稳定变化趋势。原因是当潮动力增加时，充分发育碱蓬可通过增加粗糙度削弱潮能，抑制侵蚀过程，保持动力变化期间侵蚀沉积趋势稳定。

讨论

碱蓬存活率与人工种植强度关系

通过人工种植重建沿海植被种群是海岸生态修复主要途径之一。不同种植率可能影响海岸生态修复最终结果，从而影响海岸侵蚀沉积模式与海岸侵蚀防护效果。基于上一节建立植被动力地貌模型，本节通过施加不同初始植被幼苗密度表征人工碱蓬种植强度，探索碱蓬初始密度与其最终存活率关系，为碱蓬生态修复工程提供指导。

实际碱蓬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中，种子常通过UAV或其他人工方式播种。模型中，碱蓬种子建立强度由种子建立概率参数决定（方程5），代表整个计算区网格点将被碱蓬种子殖民的比例。种子建立后，碱蓬生长过程受方程3与4控制。因此，人工干预碱蓬种子建立过程（即人工碱蓬种植强度）可通过改变模型中种子建立概率表征。播种过程中，强度或密度可完全控制。例如，高度密集型人工播种方法可创造非常密集种子分布。据此，模型中设置5组变化范围广的种子建立概率（如5%、10%、20%、40%、80%）进行敏感性分析。以图5B有软体排条件下 generalized 滩涂地形作为模拟初始地形。模拟四年后地形演化与植被分布结果如图9所示。

随着种子建立概率提高，人工碱蓬种植强度增加，碱蓬种群最终分布密度与范围均扩大（图9A–E）。对于已殖民碱蓬种子区域，植物最终生长程度由当地床面高程与对应淹没频率决定。因此，在高滩，碱蓬常达到最大生物量。随着床面高程向海降低，单位面积碱蓬植被密度也减小。此外，由于碱蓬消流效应，滩涂沉积程度随种子建立概率增加而增加（图9F–J）。80%建立概率情况下，碱蓬生长区边缘形成明显高程变化，产生类似陡岸地貌（图9J）。建立概率较低情况下，盐沼边缘形成不均匀碱蓬种群分布与地形起伏。

进一步，计算了不同碱蓬种子建立概率下软体排遮蔽区内总植被生物量与对应植被覆盖率（图9K、L）。低建立概率时，总碱蓬生物量随概率上升近似线性增加，但概率进一步增加后，总生物量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总体而言，遮蔽区内植物生物量随碱蓬种子建立概率呈现幂函数增长趋势，植被覆盖率显示相同趋势（图9K、L）。另一方面，植被覆盖率也可视为种子建立后最终实现碱蓬覆盖范围。因此，计算了碱蓬覆盖达成率，定义为最终植被覆盖率与初始种子建立概率比值。图9L虚线代表种子建立概率等于最终植被覆盖率情况（即所有播种种子建立无向外扩张）。可见最终植被覆盖面积超过初始建立概率，因此覆盖达成率一般高于100%。建立概率低时，达成率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