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R联合双免疫检查点阻断通过多模式重编程肿瘤微环境在肝细胞癌模型中的协同抗肿瘤效应

本综述重点探讨了三联减毒疫苗（MMR）与PD-1/CTLA-4双免疫检查点阻断（ICB）在肝细胞癌（HCC）模型中的协同治疗机制。研究显示，瘤内注射低剂量MMR可显著增强CD8+ T细胞浸润、降低T细胞耗竭并重塑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TME），从而协同ICB延长生存期并诱导持久抗肿瘤免疫记忆，为HCC免疫治疗提供了新型联合策略。

　　

引言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尤其与代谢风险因素如非酒精性脂肪肝、肥胖和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尽管免疫检查点阻断（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CB）联合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疗法已在部分患者中显示生存获益，但总体响应率仍低于30%，且晚期不可切除HC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通常不足两年。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的数量与ICB疗效密切相关，但大多数HCC肿瘤中TILs稀缺，加之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免疫抑制特性，严重限制了当前免疫治疗的效果。因此，开发能够增强T细胞浸润并重编程TME的新型策略迫在眉睫。

免疫病毒疗法（Immunovirotherapy）作为一种有前景的手段，可通过直接靶向肿瘤细胞并激活宿主抗肿瘤免疫来克服免疫排斥。其中，三联减毒活疫苗——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MMR）不仅对预防相应传染病具有长期安全性，还在肿瘤治疗中展现出潜力，尤其是在重编程TME方面。此前研究提示，MMR能够增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s, CTLs）浸润并延长生存期，但其与ICB联用的协同效应及机制尚未明确。

结果

评估MMR肝内给药后的病毒诱导毒性

为支持临床转化研究，团队首先在非肿瘤携带的C57BL/6J小鼠中评估了MMR经肝内注射后的安全性。小鼠接受PBS或低剂量MMR（1×10² TCID₅₀）注射，并通过每日体重、体温监测及血液生化分析进行毒性评估。结果显示，MMR处理组未出现显著的体重下降或肝肾功能异常（如ALT、ALB、BUN、CRE等指标无显著变化）。组织病理学分析（H&E染色）进一步证实，脑、肝、脾组织均未出现治疗相关毒性。血液学分析（Complete Blood Count, CBC）显示，治疗后24小时、7天和21天时，血细胞组成未发生显著改变，表明MMR不具备血液学毒性。这些结果为MMR的安全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瘤内注射MMR相比单一病毒组分展现出更强的抗肿瘤活性及生存获益

为解析MMR中各病毒组分的贡献，研究比较了三联MMR与单一麻疹病毒（MeV）、腮腺炎病毒（MuV）或风疹病毒（RuV）在皮下Hepa1-6 HCC模型中的疗效。瘤内注射低剂量病毒（1×10² TCID₅₀，每周一次，连续三周）后，MMR治疗组表现出最显著的肿瘤生长延迟和生存延长（p < 0.0009），且其效果显著优于单一MeV（p = 0.020）。分子机制上，MMR感染Hepa1-6细胞后，通过qPCR检测发现多个抗原呈递相关基因（包括H-2Kb、H-2Db、B2M、Tap2）表达显著上调，提示MMR可协同增强MHC I类分子介导的抗原呈递。CD8⁺ T细胞耗竭实验进一步证实，CD8⁺ T细胞是MMR诱导肿瘤控制的关键介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预先免疫MMR的小鼠中，瘤内注射MMR仍能有效控制肿瘤，表明预存免疫力并不影响其治疗效果。

MMR联合抗PD-1与抗CTLA-4抗体在皮下HCC模型中协同抑制肿瘤生长

在免疫活性R1LWT皮下移植瘤模型中，研究评估了MMR与双ICB（抗PD-1 + 抗CTLA-4抗体）联用的疗效。治疗方案包括瘤内注射MMR（每周一次）联合腹腔注射ICB（每周两次）。结果显示，单用MMR或单用ICB均未显著改善生存，而三联组合疗法（MMR + ICB）则表现出显著的肿瘤抑制（p < 0.0001）和生存延长。为评估免疫记忆，肿瘤消退后的小鼠再次接种R1LWT细胞，所有经三联疗法治愈的小鼠均完全排斥肿瘤再挑战（p = 0.0020），而 na?ve 对照组则形成肿瘤，表明该联合策略可诱导持久且特异性的抗肿瘤免疫记忆。

MMR联合双ICB重编程HCC肿瘤微环境

通过流式细胞术深度分析TME免疫细胞组成，研究揭示了三联疗法对免疫景观的多模式重塑。与单药治疗相比，MMR + ICB组合显著增加了细胞毒性CD8⁺ T细胞、双阳性CD4⁺CD8⁺ T细胞以及滤泡辅助T细胞（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的浸润，同时降低了耗竭性PD-1⁺ T细胞比例。在髓系细胞方面，MMR单药或ICB单药均能增加促炎M1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而三联疗法则显著降低免疫抑制性M2型TAMs，使M1/M2比值呈上升趋势。单核细胞和粒细胞性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树突状细胞及NK细胞的变化则不显著。这些免疫表型的转变共同促成了TME从免疫抑制向免疫激活状态的转化。

全身给予MMR联合双ICB在原位HCC模型中改善生存

为进一步验证联合策略的治疗潜力，研究利用生物发光成像技术（IVIS）在原位R2LWT肝癌模型中评估了全身给药（腹腔注射）MMR与ICB的疗效。肿瘤植入肝内后，小鼠随机分组接受PBS、MMR、双ICB或三联治疗。生物发光信号监测显示，三联治疗组肿瘤负荷显著降低，生存期显著延长。长期随访中，所有肿瘤控制小鼠在再挑战时均表现出完全免疫保护，再次证实该疗法可诱导系统性的抗肿瘤免疫记忆。

讨论

病毒免疫疗法因其双轨作用机制——直接溶瘤与免疫激活——而备受关注。与需要复杂基因改造的工程化病毒（如重组麻疹病毒）不同，MMR作为已获广泛批准的非重组疫苗，具有卓越的安全性、可及性和成本效益优势。本研究通过多模型验证，阐明MMR可通过上调抗原处理呈递机制（如MHC I类分子、TAP复合体）增强肿瘤免疫原性，并协同ICB逆转T细胞耗竭、促进CTL浸润和巨噬细胞极化。尤为重要的是，即便在预免疫个体中，瘤内MMR仍能发挥疗效，这为其临床应用于已接种人群提供了依据。

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当前小鼠模型未能完全模拟人类HCC的纤维化及慢性炎症背景；预存免疫对疗效的长期影响需进一步探索；MMR诱导免疫应答的具体抗原靶点及固有/适应性免疫贡献度仍需深化研究。未来工作需整合纤维化模型（如四氯化碳诱导）、探索生物标志物导向的患者分层（如AFP、DCP及免疫细胞谱），并推动MMR与现有局部治疗（如TACE、消融）的联合应用。

综上，MMR作为一种多模式免疫调节剂，可有效重编程HCC免疫微环境，并与ICB协同激发持久抗肿瘤免疫。其临床转化潜力巨大，尤其适用于扩大免疫治疗受益人群及克服现有耐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