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教师专业领导力：多重相关因素的实证探索与自我效能感的核心作用

本综述基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揭示中国高校教师个人品质（PQ）、学校文化特征（SC）与专业领导力（PL）的关系，并首次验证自我效能感（SE）在其中的完全中介作用，为高等教育人才发展与院校内涵式提升提供了关键机制洞察。

　　

引言：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核心领域，其质量提升极大程度依赖于高校教师的综合能力。除了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能力，教师的专业领导力——如教学指导、团队协作及学术服务中的示范协调作用——已成为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教师专业领导力的影响因素展开探讨，识别出个人特质与组织环境两大核心维度，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三大空白：变量关系的系统性不足、中介机制探索缺失以及本土适应性研究匮乏。本研究以中国高校教师为对象，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旨在实证探索个人品质、学校文化特征与专业领导力的关系机制，并重点检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通过系统文献回顾，本研究提出七个假设：H1：个人品质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H2：学校文化特征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H3：自我效能感与专业领导力正相关；H4：个人品质与专业领导力正相关；H5：学校文化特征与专业领导力正相关；H6：自我效能感在个人品质与专业领导力之间起中介作用；H7：自我效能感在学校文化特征与专业领导力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些假设构建了“前因变量–中介变量–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研究共回收520份问卷，有效问卷403份，有效率77.5%。样本覆盖中国26所高校的教师，采用改编自现有量表的四个测量工具：个人品质量表（6个条目）、学校文化特征量表（6个条目）、自我效能感量表（8个条目）和专业领导力量表（6个条目），均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通过SPSS 26和Amo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建模，最终通过模型修正指数优化得到拟合良好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心理测量学检验显示，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KMO值高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 < 0.001），验证了量表的信效度。因子载荷均大于0.6，组合信度（CR）高于0.7，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大于0.5，区分效度也得到满足。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优良：CMIN/DF = 1.715；GFI = 0.915；AGFI = 0.897；RMSEA = 0.042；SRMR = 0.0477；CFI = 0.965；TLI = 0.961；NFI = 0.921；PNFI = 0.819；PCFI = 0.858，均达到或超过学术界推荐阈值。路径分析表明，所有假设均得到支持（p < 0.001），其中个人品质对自我效能感的路径系数为0.425，学校文化特征对自我效能感为0.228，自我效能感对专业领导力为0.324，个人品质对专业领导力的直接效应为0.454，学校文化特征对专业领导力的直接效应为0.305。Bootstrap中介检验证实自我效能感在两条路径中均起完全中介作用。

讨论：本研究结果与社会认知理论的“特质-环境-心理-行为”传导逻辑高度一致。个人品质通过能力感知的累积效应增强自我效能感，例如学术魅力与教学技能通过学生反馈等外部信号强化教师的信心；学校文化则通过环境支持赋能，民主尊重、信任协作与鼓励发展的文化降低心理压力，提升尝试领导行为的意愿。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揭示了心理转化的必要性：若个人品质与学校文化未能转化为教师的内在信心，则难以形成稳定的专业领导行为。路径系数比较显示，个人品质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学校文化，反映了中国高校教师自信构建更依赖个体特质的现状，可能与当前重个人绩效轻团队协作的评价导向有关。自我效能感对专业领导力的影响系数介于个人品质与学校文化的直接效应之间，凸显了其整合资源、优化影响路径的核心价值。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在三个层面形成贡献：在直接关系层面，与张等人（2021）和段（2020）关于个人品质的支持作用、周与郭（2014）和李等人（2025）关于学校文化的促进效应的发现形成呼应；在中介机制层面，首次将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延伸至专业领导力领域，填补了实证空白，构建了完整的“前因–中介–结果”链；在本土化层面，修正了国外研究过度强调个体自主性的结论，揭示了中国高校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人品质、学校文化特征与自我效能感协同影响专业领导力的机制。

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紧密联动：理论上，验证了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构建了个体–环境互动模型，并提供了本土化实证证据；实践上，为教师个体设计了通过积累小成功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心理赋能策略，为高校管理者指出了构建支持性文化生态的制度路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针对不同类型院校（研究型、应用型）设计差异化培养方案的依据，最终服务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结论：本研究识别了“双前因–单中介–单结果”的完整影响路径，揭示了自我效能感在专业领导力形成中的核心桥梁作用，为理解潜在条件向实际领导行为的转化提供了关键见解。理论贡献体现在模型构建、中介验证和本土化修正三方面；实践价值则在于提供了个体、院校和管理部门三级联动的培养路径。研究在样本代表性和测量方法上存在局限，未来可通过扩大样本、采用交叉滞后设计和混合方法进一步验证模型稳定性，并探索教龄、学科类型等变量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