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取向、性别认同与婚姻意图对中国东南地区MSM学生HIV预防效果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MSM）群体中HIV感染率高但预防服务利用不足的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揭示了性取向、性别认同与婚姻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HIV预防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取向不仅直接影响HIV知识水平（β=-0.099, p<0.01）和自我检测行为（β=-0.129, p<0.01），还通过婚姻意图间接影响暴露前预防（PrEP）认知和暴露后预防（PEP）使用，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一个隐藏的公共卫生挑战正在大学生群体中悄然蔓延——男男性行为者（MSM）的HIV感染率高达2-4%，是普通男学生感染率的100倍。更令人担忧的是，学生艾滋病患者中超过90%是MSM群体。尽管浙江省整体HIV感染率较低，但MSM人群却承受着沉重的疾病负担，这种高风险性行为模式还可能通过异性性接触引发更广泛的传播。

传统的HIV防治策略主要关注行为干预和生物医学预防措施，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维度——性少数群体内在的身份认同冲突。许多MSM学生不仅面临来自社会的 stigma，还要在传统婚姻观念与真实性取向之间艰难抉择。这种内在冲突如何影响他们的HIV预防行为？正是这个未被探索的研究空白，促使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这项开创性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于2022年在浙江省六个城市通过四个社区组织（CBOs）招募了671名大学生MSM参与者。所有参与者完成了包含性取向自我认定（同性恋、双性恋、不确定）、性别认同（男性、女性、双重、不确定）、婚姻意图（是否计划与女性结婚/约会）以及HIV预防效果指标的电子问卷调查。HIV预防效果通过五个维度衡量：HIV知识水平（5道专业知识题）、HIV自我检测史、暴露后预防（PEP）使用情况、暴露前预防（PrEP）认知程度。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变量间的复杂关系，通过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所有分析均控制了户籍、教育水平、年龄和经济状况四个混杂因素。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25.0和AMOS 25.0被用于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

研究发现：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数据显示，参与者中73.3%自认为同性恋，76.2%认同为男性性别，但只有43.8%同时具备同性恋认同、男性性别认同且无婚姻意图的一致性身份认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2.8%的同性恋者仍然计划与女性结婚或约会，而55.3%的双性恋/不确定性取向者反而没有婚姻意图。这种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揭示了当代中国MSM学生面临的内在冲突和社会压力。

性取向对预防行为的直接影响

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与同性恋者相比，双性恋/不确定性取向者的HIV知识水平显著较低（aOR=0.450, 95%CI:0.258-0.786），进行HIV自我检测的可能性也更低（aOR=0.556, 95%CI:0.380-0.814）。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性取向对HIV知识（β=-0.099, p<0.01）和自我检测（β=-0.129, p<0.01）存在直接负向影响。

婚姻意图的中介作用机制

研究最显著的发现是婚姻意图在性取向与HIV预防效果间的中介作用。性取向对婚姻意图呈现正向影响（β=0.035, p<0.001），而婚姻意图又分别对HIV知识（β=0.065, p<0.05）、PEP使用（β=0.058, p<0.05）和PrEP认知（β=-0.071, p<0.05）产生显著影响。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婚姻意图在性取向对HIV知识（β=0.021, 95%CI:0.001-0.046）、PEP使用（β=0.019, 95%CI:0.002-0.040）和PrEP认知（β=-0.023, 95%CI:-0.048-0.003）的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服务可及性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有婚姻意图者更可能使用PEP但更少了解PrEP。这种差异可能与浙江省的HIV预防服务体系有关——每个城市都设有标准化的PEP服务诊所，而PrEP主要通过互联网医院获取，线下渠道有限。这种服务可及性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的预防效果差距。

本研究通过创新性地整合交叉性理论框架，首次在中国MSM学生群体中揭示了性取向、性别认同和婚姻意图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HIV预防效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仅证实了性取向对预防行为的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婚姻意图作为中介变量的重要作用。

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双性恋和不确定性取向的MSM学生需要特别关注，他们获得HIV知识和进行自我检测的比例显著较低；其次，针对有婚姻意图的群体应加强PrEP知识宣传，而针对无婚姻意图者则需要提供更便捷的PEP服务；最后，HIV干预策略需要考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制定更加精准化的干预方案。

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便利抽样可能影响代表性、HIV知识量表信度较低（Cronbach's α=0.482）等。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纳入更多社会网络和结构层面因素，以更全面理解影响MSM学生HIV预防行为的复杂机制。

论文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为改善中国性少数群体HIV预防服务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也为其他类似文化背景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