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偏远农村社区公共资源管理中的合作行为研究：基于公共物品博弈实验的分析

为解决偏远农村社区公共资源管理中的合作困境，研究人员在印度奥里萨邦开展公共物品博弈实验（VCM），探究风险类型（私人风险与集体风险）和群体构成对合作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体风险显著降低合作率，而私人风险促进合作；群体同质性和社会凝聚力是合作的关键驱动因素。该研究为促进可持续资源治理提供了重要行为经济学依据。

　　

在众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偏远农村社区，当地公共池资源（如土地、水和森林）的管理往往面临严峻挑战。这些资源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但消费过程却存在竞争性——个人使用意味着其他人可享用的资源减少。这种特性导致了典型的社会困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过度使用资源）与集体福祉最优解（如可持续管理）之间存在根本冲突。由于偏远地区政府机构薄弱且易被精英俘获，集中式管理常常失效，这使得通过本地化合作实现资源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坎德马耳和卡拉汉迪地区正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代表。这些区域偏远落后，以部落（Scheduled Tribes, ST）和低种姓（Scheduled Castes, SC）人口为主，公共机构功能薄弱，居民高度依赖森林、河流和池塘等共享资源。尽管已有研究探讨过发展中国家公共资源管理的行为模式，但针对高度边缘化社区的研究仍属空白。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通过改进的公共物品博弈实验（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VCM），深入分析了当地居民的合作倾向及其影响因素。

该研究发表于《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揭示了风险类型和群体构成对合作行为的显著影响。集体风险（即公共物品回报的不确定性）会抑制合作，而私人风险（个人收益的不确定性）反而促进合作；群体同质性（如单一性别或亲属关系）和社会凝聚力（对他人合作水平的预期）是提升合作率的关键。这些发现为设计更有效的社区资源治理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自愿贡献机制（VCM）的现场实验设计，在印度奥里萨邦84个村庄的1960名受访者中实施；通过随机分组控制群体规模（6人/12人）、性别构成（同质/混合）和亲属关系；引入私人风险与集体风险的随机处理顺序；结合 household survey 收集人口统计学和风险偏好数据；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分析合作行为的决定因素。

5.1 自愿贡献的描述性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基线轮次（无风险）的合作率为43%，私人风险轮次升至48%，而集体风险轮次降至41%。通过卡方检验证实，私人风险对合作的促进作用及集体风险的抑制效应均显著。这表明风险类型对合作行为具有不对称影响：私人风险促使个体将公共物品视为更稳定的收益渠道，而集体风险则因叠加了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削弱合作动机。

5.2 合作行为的分类

参与者可划分为三类：无条件合作者（16%）、条件合作者（58%）和搭便车者（26%）。条件合作者的行为高度依赖对同伴合作水平的预期——预期合作率每增加1单位，个体合作概率提高37-39个百分点。无条件合作者对同伴合作率的预期高达74%，显著高于条件合作者（64%）和搭便车者（58%）。这证实了社会凝聚力是驱动合作的核心机制。

5.3 合作行为的决定因素

线性概率模型回归表明，预期合作水平是影响个体合作的最强预测因子（β=0.37–0.39, p<0.01）。群体规模与合作率正相关（每增加1人，合作率提高1个百分点），反驳了传统“搭便车随规模增加”的假说。性别异质性降低合作：混合性别群体中合作率下降4%，但亲属关系可部分抵消此效应（仅下降1%）。风险偏好类型也影响行为，极度风险厌恶者更倾向于合作。

6.1 性别异质性影响

女性对风险类型的反应更敏感：私人风险使女性合作率提高6.46%（p=0.005），而集体风险使其降低6.47%（p=0.005）。男性则无显著变化。混合性别群体中，女性合作率显著降低（5.33%，p=0.002），即使与同家庭男性组队仍存在负面效应。这表明性别动态和社会信任差距对女性合作行为制约更强。

6.2 种姓异质性影响

总体而言，种姓（ST/SC）对风险响应无显著差异，但部落（ST）群体在私人风险下合作率增加6%（p<0.05）。这可能源于ST社区传统的集体行动习惯，使他们在个人收益不确定时更依赖公共支持。

研究结论强调，合作行为在偏远农村资源治理中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集体风险通过双重不确定性（他人行为+回报波动）抑制合作，而私人风险通过相对收益比较促进合作。群体同质性和社会凝聚力（如高预期合作水平）是克服社会困境的关键。政策启示在于：外部干预（如NGO项目）可通过提升社区信任和合作预期形成良性循环，最终推动可持续资源管理。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社会凝聚力的阈值效应及长期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