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Science & Medicine》:Longitudinal Network Analysis of Resilience Factors 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s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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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三波纵向调查分析COVID-19期间新加坡医护人员心理状态与职业表现的关系,发现前期压力增加(d=-3.93)和抑郁症状加重(d=-0.64)显著预测后期职业奉献和抗压能力下降,支持创伤后心理韧性理论。
Nur Hani Zainal|Cheryl Yunn Shee Foo|Irene Teo|Sharon C. Sung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系,Kent Ridge校区,新加坡
摘要
背景
医疗工作者(HCWs)面临各种压力源,这些压力源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感知的韧性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对患者的护理质量。然而,这种现象的后果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因此,我们研究了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韧性因素(自我感知的韧性和工作投入度)的变化是如何先于、同时发生,或是心理健康症状的结果。
方法
本研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三波调查,每波调查间隔约一年。在新加坡招募的634名医疗工作者在每次调查中报告了自己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感知到的压力、工作投入度以及韧性。通过前瞻性网络分析,我们研究了从时间t到t+1各变量之间的时间滞后关系,并对自回归以及其他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关联进行了调整。
结果
压力增加预示着未来工作投入度的下降(Cohen’s d = -3.93)和韧性因素的下降(d = -2.96)。同样,抑郁症状的增加也预示着工作投入度的下降(d = -0.64)和韧性因素的下降(d = -0.44)。即使在不同网络自助法迭代(1000次)中,将韧性因素作为预测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也保持稳定。在调整了年龄、性别、慢性疾病、社会支持、职业类型(护士与其他医疗工作者)和管理职位等因素后,结果仍然一致。
讨论
压力和抑郁症状较重的医疗工作者可能会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投入度和自我感知的韧性,这支持了“创伤理论”而非“脆弱性模型”。针对高压力职业的干预措施或许应首先关注缓解心理健康问题,然后再提升其韧性。
部分内容摘录
参与者
共有634名成年人(占初始样本2,744人的23.1%)参与了这项从2020年3月持续到2022年8月的研究,每次评估之间间隔约一年,年度流失率约为38.5%。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表1详细列出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基线时,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6.49岁(标准差=10.36岁,范围21–85岁),其中21.3%为男性,78.7%为女性。
信度估计
所有评估波段的Cronbach’s α值均表明各评估分数的内部一致性良好(αs = .648至.932;表2)。ICC值也显示了各波段之间的重测信度良好(ICCs = .277至.743)。这些结果表明,该研究的心理测量信度特性足以进行纵向网络分析。
流失分析
表S1列出了每波调查中每个变量的样本数量。
讨论
本研究的纵向网络分析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第一年的抑郁症状和压力水平的升高预示着医疗工作者自我感知的韧性和工作投入度的下降。这些发现与“创伤理论”更为一致,而非“脆弱性模型”,说明高度的压力可能会削弱个体的应对能力和对工作角色的投入。与此观点相符的是……
作者贡献声明
Nur Hani Zainal:撰写 – 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数据可视化、验证、方法论设计、数据分析、概念构建。Cheryl Yunn Shee Foo:撰写 – 审稿与编辑、数据验证、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论设计、资金申请、数据管理、概念构建。Irene Teo:撰写 – 审稿与编辑、项目监督、方法论设计、研究实施、概念构建。Sharon C. Sung:撰写 – 审稿与编辑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Booth等人,2022年;Zainal等人伦理审批与参与同意
本研究已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参考编号:NUS-IRB-2020-169)。所有参与者在参与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遵守了所有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相关伦理指南。由于本研究采用非侵入性的自我报告调查方式,因此无需额外的伦理审批。
资金来源
本研究的资金支持来自“Pandemic Impact and Resilience Fund”(Musim Mas集团),通过新加坡综合医院健康发展基金(FRGR01PNDM20)提供,授予Tan Hiang Khoon博士。其他资金来源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发展基金(授予Cheryl Y. S. Foo博士)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青年教授职位启动基金(授予Nur Hani Zainal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