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性权衡厌恶在决策行为中的体现：一个离散选择模型及其在健康相关决策中的应用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Taboo trade-off aversion in choice behaviors: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and application to health-related decisions

道德困境下的禁忌交易决策模型构建与验证。通过离散选择实验发现，医疗决策中存在显著禁忌交易厌恶，导致传统效用模型低估成本敏感性和道德抵触。引入禁忌惩罚项后，模型能分离标准偏好与道德抵触，揭示不同人群对禁忌交易的敏感性差异。研究证实，年龄、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影响禁忌交易感知强度，为政策制定提供量化道德成本依据。

　　在医疗决策中，道德困境常常是影响人们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医生、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医疗从业者在日常决策中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挑战，特别是在稀缺资源分配方面。这些挑战往往源于某些被视为“禁忌”的权衡，即在神圣价值（如生命）和世俗价值（如金钱）之间进行交换。本研究探讨了一种离散选择模型，旨在捕捉这种禁忌权衡厌恶（Taboo Trade-off Aversion, TTOA）行为，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其有效性。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医疗政策和决策中，如何平衡不同价值维度的权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个政策可能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以换取更低的医疗费用，这种权衡往往被认为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导致人们产生强烈的不适感。然而，传统上，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s, DCMs）通常假设个体在选择时会进行全补偿性的权衡，即一个属性的损失可以通过另一个属性的收益来抵消。这种假设在面对涉及禁忌权衡的情况时可能并不适用，因为道德冲突可能引发非补偿性的决策行为，例如完全拒绝某些选项，即使这些选项在经济上是理性的。

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离散选择模型，该模型引入了禁忌权衡惩罚项（taboo penalties），以反映个体在面对禁忌权衡时的道德不适。通过这种方式，该模型不仅能够捕捉到禁忌权衡的影响，还能区分不同类型的禁忌权衡（如在正向或负向价值域中），从而更准确地描述个体的偏好和决策行为。

###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研究采用了两种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 DCEs），分别聚焦于荷兰的公共健康政策中的禁忌权衡问题。第一种实验（健康保险政策DCE）探讨了社会对涉及禁忌权衡的健康保险政策的偏好。在这一实验中，政策选项包括减少健康保险费用但导致更多患者死亡，或者增加费用但改善患者生活。第二种实验（器官移植政策DCE）则研究了公众在通过提高健康保险费用来“修复”低质量器官以提高移植成功率时的偏好，涉及对患者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权衡。

在模型构建中，研究将传统的线性加法随机效用最大化（Random Utility Maximization, RUM）模型扩展，以包含禁忌权衡惩罚项。这一扩展使得模型能够区分禁忌权衡对效用的影响与属性本身的效用变化。此外，研究还使用了潜在类别（Latent Class, LC）模型，以探索不同群体在禁忌权衡上的差异。通过将模型参数与社会背景因素（如宗教信仰、年龄、道德信念等）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禁忌权衡厌恶行为的驱动因素。

###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研究结果表明，禁忌权衡厌恶行为在两个实验中均有所体现。在健康保险政策DCE中，传统RUM模型对禁忌权衡行为的估计存在显著偏差，例如，将节省生命的价值高估了约3.5倍。这种高估可能是由于传统模型未能区分禁忌权衡带来的道德不适与属性本身的效用变化。而引入禁忌权衡惩罚项的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到这些行为，从而提供更真实的偏好估计。

在器官移植政策DCE中，研究发现禁忌权衡厌恶行为仅在特定潜在类别（Class 4）中显著，且该类别中个体对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权衡表现出极高的敏感性，但对费用变化不敏感。这一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对禁忌权衡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可能与年龄、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有关。例如，Class 4中的个体普遍年龄较大，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对生命价值的更高敏感性。

此外，研究还发现，WTP（Willingness-to-Pay）估计在引入禁忌权衡惩罚项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健康保险政策DCE中，WTP节省生命从1.98欧元/月降低至0.57欧元/月，这表明禁忌权衡惩罚项能够有效减少对生命价值的高估。而在器官移植政策DCE中，WTP估计在不同潜在类别中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禁忌权衡厌恶行为的复杂性。

### 四、模型的实际应用与意义

研究结果不仅为禁忌权衡厌恶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还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工具。通过引入禁忌权衡惩罚项，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公众对涉及禁忌权衡的政策的接受度，并据此调整政策设计。例如，在健康保险政策DCE中，传统模型高估了公众对生命价值的支付意愿，而引入禁忌权衡惩罚项的模型则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公众的道德考虑。

此外，研究还发现，禁忌权衡厌恶行为可能受到文化、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的影响。例如，在健康保险政策DCE中，非宗教群体更倾向于表现出禁忌权衡厌恶，而在器官移植政策DCE中，年龄较大的群体更敏感于禁忌权衡。这些发现表明，禁忌权衡厌恶行为并非普遍适用，而是与个体的道德框架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 五、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仅关注了社会层面的偏好，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个体层面的决策行为，例如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研究中使用的离散选择实验可能受到假设性偏差（hypothetical bias）的影响，因为实验中的选择是基于假设情境，而非实际决策。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探索如何减少这种偏差，以提高模型的外部效度。

此外，研究并未采用定性方法，这可能限制了对个体道德考虑的深入理解。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定性分析，以更全面地揭示个体在面对禁忌权衡时的道德和认知过程。最后，研究发现潜在类别模型中的WTP估计的标准误差可能被低估，未来可以采用Bootstrap或Jackknife方法来改进标准误差的估计。

###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禁忌权衡厌恶模型在医疗决策中的有效性。该模型不仅能够捕捉到禁忌权衡对效用的影响，还能区分不同类型的禁忌权衡，从而提供更准确的偏好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禁忌权衡厌恶行为在医疗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个体而异。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应考虑使用禁忌权衡厌恶模型，以更全面地理解公众对道德敏感政策的接受度，并据此优化政策设计。

总之，禁忌权衡厌恶模型为医疗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得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道德冲突如何影响个体的偏好和选择行为。通过将道德考虑纳入离散选择模型，该模型不仅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工具，帮助他们在复杂的道德情境中做出更合理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