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定义和践行“自然积极”（nature-positive）理念——这其实是一个权力问题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Defining and operationalizing ‘nature-positive’ — a question of power

自然积极主义作为提升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其定义与运用涉及权力动态博弈。研究从决策权、议程设置权、意识形态权力三个维度，分析该概念在政策制定、商业战略及科学界中的多元解读：生态视角强调多维价值与复杂指标，商业视角追求可量化整合与品牌营销，部分批判认为其可能转移对结构性驱动因素的注意力。案例显示该概念在立法与实践中呈现选择性应用，需通过多维度指标、问责治理和公平负担分配实现从口号到工具的转型。

　　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威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面对这一紧迫问题，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正在寻求新的理念和工具来引导变革。其中，“自然积极”（nature-positive）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正在成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实践方式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本文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自然积极”在商业、政策和法律领域的定义与使用情况，探讨了其在不同视角下的解读，并评估了其在决策过程中的实施治理。

“自然积极”最初由一些重要的企业和环保组织倡导，随后被纳入联合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中。这一框架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停止并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同时描绘了一个2050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虽然“自然积极”与这些目标相一致，但它的引入也凸显了概念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动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自然积极”的理解和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影响了政策的制定，也对实际操作和治理结构提出了挑战。

从权力的三个维度来看，“自然积极”的推广和使用涉及多个层面的权力博弈。首先是决策权力，即谁有权制定和执行与“自然积极”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其次是议程设置权力，即谁能够将“自然积极”作为讨论的核心议题，并引导其发展方向。最后是意识形态权力，即谁能够塑造公众对“自然积极”的认知和价值观。这些权力维度相互交织，决定了“自然积极”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影响。

在议程设置权力方面，“自然积极”已经迅速在非政府组织、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之间传播。这一传播过程导致了多种不同的解读，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立场。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积极”是一种边界对象，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尽管其定义较为模糊，但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它能够激发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第二种观点则强调，“自然积极”必须发展为一个可量化的目标，以确保其在政策和市场中的可行性和可问责性。第三种观点则持更为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积极”可能掩盖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如全球消费模式、资源开采经济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这些不同的立场反映了“自然积极”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它被看作是一个能够促进多方合作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被简化、被商业利益所利用的风险。尤其是在企业层面，许多公司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策略的一部分，以应对监管压力和市场期望。然而，这些承诺往往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和广泛的实施范围，仅限于直接运营而非整个供应链。这种局限性使得“自然积极”在企业层面更多地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而非实质性的变革工具。

在意识形态权力方面，科学界和企业界对“自然积极”的理解存在显著分歧。科学界倾向于强调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其不应被简化为单一的可衡量指标。他们指出，生物多样性不仅包括生态功能，还涉及内在价值和关系价值，这些价值难以用传统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因此，科学界呼吁发展能够反映生物多样性多重价值的指标体系，以避免对生态系统的片面理解。

相比之下，企业界则更关注“自然积极”的实际操作性和可衡量性。他们希望通过建立明确的指标和标准，使“自然积极”能够融入企业的战略和报告体系中。然而，这种追求可操作性的倾向也带来了风险，即可能会导致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过度简化和商业化。例如，一些企业可能将“自然积极”与碳中和等概念相混淆，忽视了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在决策权力方面，如何将“自然积极”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尽管《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了“自然积极”的目标，但该框架本身是非约束性的，这意味着各国在实施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可能导致政策的不一致和执行的困难，尤其是在缺乏统一标准和明确责任分配的情况下。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将“自然积极”纳入法律框架中。例如，英国的《生物多样性净增政策》（BNG）要求新建项目必须实现至少10%的生物多样性净增，这一政策主要针对城市规划领域。而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自然积极计划》则包括法律改革和建立“自然修复市场”，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和深度仍然有限，未能全面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挑战。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自然积极”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实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如何在不同领域和不同规模上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净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次，如何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避免将责任和成本过度集中于特定群体，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此外，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确保“自然积极”能够真正推动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沦为一种象征性的口号，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三个关键优先事项，以推动“自然积极”从一个象征性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实质性的治理工具。首先，需要发展多元化的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和维度。这一体系应当包括生态功能、内在价值和关系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其次，必须建立可问责的治理结构，确保“自然积极”能够被有效地实施和监督。这需要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法律框架，以设定标准、确保透明度，并将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最后，需要关注公平性和正义问题，确保在实施“自然积极”过程中，责任和成本能够合理分配，避免对弱势群体的进一步剥削。

“自然积极”作为一个边界对象，具有促进多方合作的潜力，但同时也存在被简化和商业化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保持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同时，确保其能够真正推动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界、企业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共同努力，建立更加全面和公正的框架，以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协作和努力，才能使“自然积极”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工具，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