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沟通策略：超越面对面与虚拟互动之间的二元对立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Team communication actions: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face-to-face versus virtual interactions in teams

团队沟通行动概念整合计算机中介沟通理论与团队过程框架，提出八种沟通行动并分析其对团队过渡、行动及人际过程的影响，突破ICTs与面对面二分法局限。

　　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ICTs）的快速发展，现代工作团队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团队成员不再局限于同一地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是能够借助多种通信媒介，实现跨地域、跨时间的协作。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团队的互动模式，也对团队效率、沟通质量以及整体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尽管ICTs在团队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现有的研究却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全面揭示其在不同团队情境下的复杂表现。本文旨在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团队沟通行为”，以更细致地理解团队成员如何通过不同的通信媒介进行互动，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影响团队的工作过程。

“团队沟通行为”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团队成员在使用通信媒介时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不仅包括使用文字信息、语音交流或肢体语言，还可能涉及多成员参与、信息的即时反馈、非同步交流等。与以往将ICTs与面对面交流视为对立的概念不同，本文认为这些媒介可以被团队成员灵活运用，以满足不同任务和情境的需求。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团队成员可能更倾向于使用ICTs进行信息的持久化存储和反复编辑，而在其他情况下，面对面交流则能提供更丰富的情感表达和即时反馈，从而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理解和协作。

随着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模式的普及，团队成员对ICTs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加。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范围内的团队合作几乎完全转向了在线平台，许多员工被迫在隔离状态下工作，只能通过视频会议、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进行沟通。即便在疫情之后，仍然有大量企业和员工选择继续采用混合或远程工作模式。根据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55%的美国员工采用混合办公模式，26%的人拥有全职远程工作的机会，而在英国，28%的员工从事混合工作，14%的人完全远程办公。这些数据表明，ICTs已经成为现代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团队是位于同一地点，还是跨越多个时区。

然而，现有的团队研究在探讨ICTs的影响时，往往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即将ICTs与面对面交流视为互斥的两种方式。这种观点忽略了ICTs在不同团队情境下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某些ICTs可能更适合信息的高效传递，而另一些则可能在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此外，许多研究将ICTs视为一种次优的沟通手段，认为它们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特别是在需要高度互动和情感共鸣的任务中。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ICTs潜力的深入挖掘，使得团队成员在使用这些媒介时缺乏系统性的指导。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团队沟通行为”这一概念，旨在整合现有的计算机中介通信（CMC）理论，如媒体同步性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 MST）和非决定论技术理论，以更全面地理解团队成员如何利用不同媒介进行沟通。MST认为，不同的通信媒介具有不同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帮助团队成员更好地传达信息和达成共识。例如，ICTs可以提供信息的可编辑性、可存储性以及可回溯性，而面对面交流则能够提供更丰富的非语言信息，如表情、语调和肢体语言。然而，MST也指出，这些能力的实际应用会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媒介一定优于另一种。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团队沟通行为”的八个具体类型，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团队成员在不同媒介上的使用方式，还可能对团队的工作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团队成员可能通过使用文字信息来记录和回顾讨论内容，从而提高信息的可追溯性；或者通过多成员参与的沟通方式来增强团队的协同效应。这些行为的表达方式和频率，会直接影响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质量，进而影响团队的整体绩效。因此，理解这些行为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对于提升团队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团队沟通行为”这一概念的引入，不仅有助于突破传统研究中对ICTs与面对面交流的二元对立，还能够为团队研究提供更细致的视角。通过分析团队成员在不同媒介上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利用这些媒介来实现目标。例如，某些团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视频会议来进行项目讨论，而另一些团队则可能更依赖电子邮件来协调任务。这种差异不仅受到团队成员个人偏好和任务性质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团队所处的组织文化、技术环境以及沟通需求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强调，团队成员在使用通信媒介时，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媒介的特性，而是能够主动地“适应”和“改造”媒介，以满足特定情境下的需求。这种适应性体现在团队成员如何选择和组合不同的媒介，以实现更高效的沟通。例如，某些团队可能会在使用ICTs进行信息传递的同时，结合面对面交流来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凝聚力。这种混合使用的方式，使得团队成员能够在不同媒介之间灵活切换，以适应任务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需求。

“团队沟通行为”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对团队研究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研究往往将团队的虚拟性与ICTs的使用程度直接挂钩，认为虚拟团队必须依赖ICTs进行沟通，而面对面交流则仅适用于实体团队。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ICTs在实体团队中的广泛应用。事实上，许多实体团队也会在日常工作中使用ICTs，如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任务分配、通过在线文档进行协作、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因此，将ICTs与团队虚拟性割裂开来，可能会导致对团队沟通方式的片面理解。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团队成员如何利用不同媒介进行沟通，本文将“团队沟通行为”与团队过程框架（Team Processes Framework）相结合。该框架由Marks等人（2001）提出，将团队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类别：转型过程、行动过程和人际过程。转型过程主要涉及团队成员在形成初期如何建立共同目标和角色分工；行动过程则关注团队成员在执行任务时如何协作和沟通；而人际过程则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和维护。通过将“团队沟通行为”与这些团队过程相结合，我们可以更系统地分析不同沟通行为如何影响团队的整体运作。

例如，在转型过程中，团队成员可能需要通过面对面交流来建立信任和理解，而在行动过程中，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ICTs来提高信息的可追溯性和可编辑性。而在人际过程中，团队成员可能通过多种媒介的组合，如视频会议、即时通讯和在线社交平台，来维持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理解这些沟通行为的类型和其在不同团队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提升团队的协同效应和整体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本文还指出，团队成员在使用通信媒介时，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偏好、任务性质、团队文化以及技术环境。例如，某些团队成员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文字信息进行沟通，因为他们更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可记录性；而另一些团队成员可能更喜欢使用语音或视频交流，因为他们更重视情感表达和即时反馈。这种差异不仅影响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还可能影响团队的整体沟通效率。

因此，理解“团队沟通行为”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对于提升团队的协同效应和整体绩效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团队成员如何利用不同媒介进行沟通，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影响团队的工作过程。同时，这一概念也为未来的团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得研究者能够更系统地探讨不同沟通行为对团队效率的影响，从而为团队管理实践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