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高体重指数相关癌症死亡率三十年趋势：基于GBD 1992–2021数据的年龄-时期-队列分析

本综述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系统分析了1992–2021年亚洲34个国家高体重指数（BMI）相关癌症死亡率的时空趋势。研究发现亚洲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年均增长1.92%，南亚增速最快（AAPC 3.16%），而高收入亚太地区（HIAP）自1997年后呈下降趋势。分解分析显示流行病学变化（118.20%）、人口增长（115.54%）和老龄化（79.83%）是主要驱动因素。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揭示新生代队列风险显著上升，提示需采取针对性防控策略应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

　　

背景

高体重指数（BMI）是癌症的重要可改变风险因素。本研究旨在评估1992至2021年间亚洲地区归因于高BMI的癌症死亡率时间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亚洲占全球人口60%以上，正经历快速的人口和生活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全球化导致久坐生活方式和高能量"西方"饮食普及，使超重和肥胖率急剧上升。尽管高BMI作为癌症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显著，但针对亚洲地区的详细研究仍有限。

方法

数据来源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研究，涵盖34个亚洲国家和五个GBD区域。分析包括总癌症和11种特定亚型的死亡率，计算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AAPC）和年龄-时期-队列效应。使用Joinpoint回归分析识别趋势变化点，分解分析量化老龄化、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变化对癌症死亡的贡献。年龄-时期-队列框架采用对数线性泊松回归模型，通过国家癌症研究所提供的Age-Period-Cohort Network工具解决识别性问题。

结果

流行病学特征

2021年亚洲高BMI相关癌症死亡人数达123,693例，较1992年的29,908例显著上升。ASMR从1.42/10万增至2.46/10万（AAPC 1.92%）。南亚ASMR增长最快（AAPC 3.16%），高收入亚太地区（HIAP）在1997年后呈现下降趋势。性别分析显示，男性中结直肠癌、肝癌和白血病，女性中结直肠癌、乳腺癌和子宫癌对ASMR贡献最大。分解分析表明，死亡变化主要受流行病学变化（118.20%）驱动，其次是人口增长（115.54%）和老龄化（79.83%）。

国家地区差异

2021年，中国死亡人数最高（58,745例），但蒙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ASMR最高。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ASMR增长最快（AAPC >3%），而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日本趋势稳定或下降。

癌症亚型差异

男性中多发性骨髓瘤ASMR增长最快（AAPC 3.46%），女性中卵巢癌增长最快（AAPC 3.72%）。中央亚地区多种癌症ASMR最高，南亚则普遍最低。

分解分析

亚洲总死亡增长313.57%，南亚增幅最高（493.26%）。卵巢癌（女性）和多发性骨髓瘤（男性）的增幅最大，主要归因于流行病学变化。白血病增幅最小，主要受人口因素驱动。

年龄分布与局部漂移

死亡年龄分布向老年群体转移，65-69岁组占比从13.89%增至14.72%。局部漂移分析显示，死亡率年增长随年龄上升，从20-24岁的0.73%增至95+岁的3.03%。HIAP年轻和中年组呈负漂移，但老年组仍正增长。

年龄-时期-队列效应

年龄效应显示死亡率随年龄稳步上升，95+岁组达107.14/10万。时期效应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持续上升，HIAP则下降。队列效应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逐代增强，1982-1991年队列风险最高（RR 1.22），HIAP呈倒U型，峰值出现在1927-1936年队列（RR 1.41）。

讨论

亚洲高BMI相关癌症死亡率的显著上升与快速"营养转型"平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推动高糖、高脂饮食及久坐行为普及。全球成人肥胖率自1990年以来翻倍，世界肥胖联盟预测到2035年肥胖患病率将从14%升至24%。亚洲ASMR年增近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0.48%），反映西方生活方式模式的快速采用。

地区差异显著，南亚虽绝对ASMR最低但增速最快，处于高BMI相关癌症转型的早期加速阶段。东南亚同样上升明显，东亚负担最重，中国占2021年死亡数的48%。HIAP先升后降的趋势与许多高收入国家一致，日本2008年起推行全国特定健康检查计划，新加坡2022年实施饮料营养分级标签制度，体现人口层面的筛查和生活方式干预措施。

癌症类型分布与全球证据一致，男性结直肠癌、肝癌和白血病，女性结直肠癌、乳腺癌和子宫癌主导。肥胖通过胰岛素抵抗和炎症促进致癌作用，脂肪组织产生的额外雌激素推动女性激素敏感性肿瘤。所有高BMI相关癌症类型的ASMR在男女均呈上升趋势。

分解分析突出流行病学变化的主导作用，表明大多数死亡可预防。与全球其他研究相比，酒精相关肝癌主要受人口增长驱动，烟草相关肺癌在高SDI地区因流行病学改善而负担减轻，但亚洲多类高BMI相关癌症中流行病学变化为首要驱动，强调肥胖预防和生活方式干预的关键角色。

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深入揭示风险分布。年龄效应预期显示死亡率随年龄陡升。时期效应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持续恶化，HIAP近年下降，表明肥胖率稳定、有效预防运动或治疗改善降低死亡风险。队列效应显示1980-1990年代出生者给定年龄死亡率更高，反映儿童和青少年肥胖及久坐生活方式上升。HIAP的倒U型队列效应与早期公共卫生成果一致。局部漂移分析强化这些模式，多数亚洲次区域老年组呈正漂移，HIAP年轻和中年组死亡率下降。表明其他亚洲地区可能滞后遵循HIAP轨迹，为预防性政策行动提供紧迫窗口。

结论

过去三十年亚洲高BMI相关癌症死亡率急剧上升，主要驱动是流行病学变化而非人口增长或老龄化。国家、性别和癌症类型间的显著异质性强调需要针对性策略。HIAP轨迹提示其他地区可能处于类似路径的较早阶段，这一"轨迹滞后"为及时预防行动提供关键窗口。鉴于肥胖是可改变风险因素，通过饮食改善和增加体育活动管理至关重要。将BMI降低目标纳入国家癌症控制计划，加强关于高BMI癌症风险的公共卫生宣传，对于避免进一步增加和实现癌症负担长期减少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