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HIV感染与非感染女性在COVID-19大流行前后酒精使用趋势的队列研究：社会经济脆弱性比HIV状态更具影响

本刊推荐：为探究COVID-19大流行对HIV感染（WLWH）与非感染（WLWOH）女性酒精使用模式的长期影响，研究人员利用妇女跨机构HIV研究（WIHS）队列2014–2022年纵向数据，通过线性混合模型（LMM）分段分析饮酒趋势。结果表明，WLWH整体饮酒量低于WLWOH，但两组变化趋势相似；重度饮酒史人群在疫情初期消费量下降而后反弹。研究强调社会经济困境而非HIV状态是饮酒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针对弱势女性的公共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当今美国，不健康饮酒已成为成年人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女性的酒精消费比例传统上低于男性，但近几十年来，女性中的酒精使用、相关医疗成本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这一趋势引起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广泛关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HIV感染女性（WLWH）的酒精使用率显著高于血清阴性同龄人：有13%–21%的WLWH报告重度饮酒，而全美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9%。酒精使用在WLWH中不仅与HIV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依从性降低和病毒抑制失败密切相关，还会增加HIV传播风险行为，因此预防和治疗这一人群的不健康酒精使用，成为优化HIV全程护理和防止新感染的关键策略。

然而，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美国WLWH酒精使用趋势的影响，以及这些趋势与未感染女性（WLWOH）的对比，目前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早期研究显示，大流行初期美国酒精销售额增长了34%，横断面调查也发现自报酒精使用量增加，尤其是女性。但一项针对HIV感染者的研究却指出，在大流行早期，暴饮事件有所减少。这些研究存在明显局限：酒精使用的测量时间短，未结合大流行前的长期趋势进行分析，且未根据饮酒史进行分层，可能掩盖了不同亚人群的行为差异。

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利用多中心妇女跨机构HIV研究（WIHS）的纵向数据，系统分析了2017年至2022年间WLWH与社会人口学特征相似的WLWOH的酒精使用趋势，并依据历史饮酒模式进行分层。研究人员假设，COVID-19大流行后酒精消费的变化会因饮酒史和HIV状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本研究采用WIHS队列数据，该队列是美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女性HIV队列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人口代表性，并纳入了社会人口学特征相似的WLWOH。2019年，WIHS与男性HIV感染及未感染者的多中心艾滋病队列研究（MACS）合并，形成了MACS/WIHS联合队列研究（MWCCS）。数据分析覆盖2014年10月至2022年9月，基线期（2014–2017）根据半年访视中重度饮酒（定义为>7杯/周或>3杯/天）的频次，将参与者分为 abstinence（无饮酒）、non-heavy drinking（无重度饮酒）、some heavy drinking（1–4次重度饮酒）和persistent heavy drinking（5–6次重度饮酒）四组。随访期（2017–2022）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MM）评估大流行前（2017–2020年3月）、早期（2020年3月–2021年5月）和晚期（2021年6月–2022年9月）的平均每周饮酒量（ADW）变化，并纳入时间、基线组和HIV状态的交互项。模型调整了年龄、种族、就业、收入等协变量，采用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统计分析使用SAS和R完成。

主要发现如下：

酒精使用趋势的整体模式

在整个研究期间，WLWH的饮酒量总体低于WLWOH，尤其是在有persistent heavy drinking历史的组中，WLWH的ADW显著更低（平均差-8.75杯/周，95% CI -13.31至-4.20）。然而，酒精使用的变化趋势在HIV状态间无显著差异，表明大流行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弱势女性中普遍存在，而非仅限于WLWH。

不同饮酒史组的时间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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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inence组：在大流行早期启动饮酒，晚期仍维持轻微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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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heavy drinking组：所有时期均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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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heavy drinking组：大流行晚期出现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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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stent heavy drinking组：早期疫情开始时ADW下降，但随后快速回升至或超过大流行前水平，晚期又回落至以下。

协变量调整后的结果

在WLWH中，当前烟草使用与ADW整体升高相关（+1.36杯/周），而WLWOH中无此关联。其他人口学和临床因素如低收入、失业和慢性病负担未显著改变趋势。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在大样本前瞻性队列中揭示WLWH与WLWOH酒精趋势的相似性，挑战了以往关于WLWH饮酒量更高的结论。差异可能源于WIHS队列中WLWH长期医疗参与和资源可及性较高，以及HIV感染者的心理韧性对抗了不良行为。经济约束、社会隔离和健康担忧可能是大流行初期重度饮酒者消费下降的原因，而后续压力与焦虑推动反弹。动态变化强调需依据饮酒史进行针对性筛查和干预，特别是在社会危机期间关注戒酒者启动饮酒和重度饮酒者的戒断风险。

研究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偏倚、电话与面对面访视方式的潜在差异以及晚期时间点有限。未来应纳入压力、 childcare 负担等心理社会因素，并追踪后大流行时代的长期趋势。

总之，这项研究深化了对酒精使用行为驱动因素的理解，突出社会经济脆弱性而非HIV状态的核心作用，为针对弱势女性的公共健康策略提供了实证基础。论文发表于《AIDS and Behavior》，对HIV护理、酒精滥用防控和危机响应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