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政府雇员COVID-19预防措施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Discover Public Health》：The utilization of COVID-19 preventive-related measures and factors among government employees working in Addis Zemen town, Amhara regional state, Ethiopia

本研究针对埃塞俄比亚Addis Zemen镇政府雇员COVID-19预防措施利用不足的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发现仅37.31%参与者表现良好预防行为。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疫情起源认知和体育锻炼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该研究为改善公共卫生干预策略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对提升突发传染病应对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全球还在应对COVID-19疫情的余波时，一个关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资源有限地区，公共卫生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究竟如何？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其政府雇员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枢纽角色，但他们对COVID-19预防措施的遵守情况却鲜为人知。这一知识空白可能严重影响疫情防控效果，特别是在基层行政单位。

在这项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的研究中，Melese Gobezie团队将目光投向了阿姆哈拉州Addis Zemen镇的政府工作人员。该镇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83公里，其政府雇员群体具有教育背景多元、职责各异的特点，是研究预防措施利用情况的理想样本。研究人员试图解答两个核心问题：这些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对口罩佩戴、手部卫生、社交距离和呼吸道礼仪这四项核心预防措施的利用程度如何？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系统而严谨的方法。他们首先通过机构基础的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对全镇15个政府机构的836名雇员进行了普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最终选取403名参与者，其中394人完成了全部调查，应答率高达93.4%。数据收集采用经过严格验证的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该工具先由英文开发，然后翻译成当地通用的阿姆哈拉语，并回译确保准确性。训练有素的数据收集员通过面对面访谈获取信息，内容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COVID-19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等维度。

在数据分析阶段，团队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处理，并采用了多种统计方法确保结果可靠。他们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概括数据特征，然后利用卡方检验分析分类变量与预防措施利用之间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采用了双变量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来识别独立影响因素，将单变量分析中p值<0.2的变量纳入多变量模型，最终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0.05。团队还通过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拟合优度，并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查多重共线性，确保所有变量VIF均小于10，满足统计假设。

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随机抽样选取403名政府雇员，使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问卷（Cronbach's α：知识部分0.786，态度部分0.691）收集数据。通过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控制混杂变量后以调整优势比（AOR）报告关联强度。

3.1 政府雇员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对394名政府雇员的分析显示，参与者年龄分布相对均衡：21-35岁占36.72%，36-44岁占30.27%，45岁及以上占33.00%。性别方面以男性为主（57.82%），宗教信仰以东正教（60.79%）和伊斯兰教（33.00%）为主。教育程度较高，75.95%拥有学士学位，10.42%拥有硕士学位。婚姻状况显示83.87%为已婚，工作经验丰富（55.58%拥有18年以上工龄）。职业背景以社会学（52.61%）和自然科学（26.05%）为主，收入水平多集中在5201-7200埃塞俄比亚比尔（36.97%）。

3.2 知识与态度

3.2.1 雇员对COVID-19病毒和预防措施的知识

大多数参与者（77.42%）正确识别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74.44%理解人际传播是主要传播方式。关于高风险人群，46.90%认识到高龄是重要风险因素，55.8%了解直接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值得注意的是，76.1%的参与者知道支持性护理是主要治疗方式，但只有36.97%认为疫苗是有效防治手段，显示出对疫苗作用的认知不足。

3.2.2 雇员对COVID-19病毒和预防措施的态度

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复杂图景：57.07%的参与者同意疫情可控，但关于治疗信念存在分歧（29.28%强烈不相信有效治疗）。关于种族易感性，33.25%强烈不同意黑人群体风险更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仅13.40%强烈赞同居家隔离措施，反映出对限制性措施的抵触情绪。对手部卫生的态度也呈现分化，34.49%认同其重要性，但33.00%持否定态度。

3.3 政府雇员的个体行为

健康行为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参与者（90.57%）不吸烟，79.90%不饮酒，73.95%不咀嚼恰特草。然而，体育锻炼习惯较差，61.29%缺乏规律运动，这可能间接影响健康意识和预防行为。

3.4 受访者对COVID-19预防措施利用的整体实践

核心发现揭示，仅169名（42%）参与者表现出良好的预防措施利用实践，而62%的参与者实践水平不足。这一结果远低于预期，表明尽管疫情已持续多年，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预防行为仍有大幅提升空间。

3.5 COVID-19预防措施利用的影响因素

多变量逻辑回归识别出六大关键因素：年龄>45岁者良好利用可能性降低71%（AOR=0.29，95%CI：0.13-0.65）；低教育程度（证书资格AOR=0.12，95%CI：0.03-0.55；文凭AOR=0.17，95%CI：0.05-0.55）显著负向影响行为。未婚状态使良好利用可能性增加2.44倍（95%CI：1.09-5.49）。疫情起源认知产生显著影响：认为源自美国（AOR=3.75）和中国（AOR=8.16）者实践水平更高。缺乏体育锻炼者良好利用可能性降低97%（AOR=0.03，95%CI：0.02-0.07）。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的关键发现是政府雇员群体中COVID-19预防措施利用严重不足，仅37.31%达到良好标准。这一结果与尼泊尔研究（37.1%）接近，但低于亚的斯亚贝巴报告（48%），可能反映地区差异。年龄与预防行为的负相关与美国研究一致，支持"年轻群体更易接受新健康行为"的假设。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与韩国研究发现相符，凸显健康素养的重要性。

婚姻状态的保护作用可能与家庭责任感和信息获取渠道有关，这与孟加拉国研究形成对比，提示文化因素调节作用。对疫情起源的正确认知与预防行为正相关，特别是认为病毒源自中国者表现最佳，可能反映对疫情严重性的认识深度。体育锻炼作为保护因素，与全球多项研究一致，表明健康生活方式与预防行为协同。

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样本地域局限性、自报告数据可能的社会期望偏倚。未来需开展纵向研究验证这些发现。

实践意义方面，结果提示公共卫生干预需针对特定亚群：应针对高龄、低教育程度雇员设计差异化教育策略；利用未婚雇员的行为优势作为同伴教育者；将起源认知纳入健康传播内容；整合体育锻炼推广与传染病预防教育。这些策略对资源有限地区的未来突发传染病应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研究为理解低资源环境下职业人群预防行为提供了珍贵基线数据，其多维影响因素模型为制定精准干预策略奠定了科学基础。随着全球应对新发传染病的需求持续存在，这类基于实证的行为研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