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对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自我调节学习的中介作用与数字戒断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探讨了正念（Mindfulness）如何通过自我调节学习（SRL）影响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SU），并验证数字戒断（DD）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开展横断面调查，发现正念不仅直接降低PSU，还通过提升SRL间接减少成瘾行为，且数字戒断强化了SRL的保护效应。该研究为通过心理训练和行为干预改善数字健康提供了理论依据。

　　

智能手机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既带来学术社交便利，也引发了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的普遍现象。这种过度使用行为不仅干扰学习效率、损害社交功能，还可能引发焦虑和睡眠障碍等身心健康问题。尽管既往研究表明正念（Mindfulness）能够降低成瘾行为，但其内在机制——尤其是如何通过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发挥作用，以及数字戒断（Digital Detox, DD）是否增强这一过程——仍缺乏系统探讨。

为此，Aamer Aldbyani 等人于2025年在《BMC Psychology》发表了一项针对1241名山东协和学院中国大学生的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设计，使用 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Scale (PSU)、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Self-Report Scale (SRL-SRS) 和 Digital Detoxification Scale (DDS) 等标准化量表，系统分析正念、SRL、DD与PSU之间的关联及机制。

本研究主要采用心理测量学方法与基于 PROCESS 宏的统计建模。研究人员通过线上问卷收集数据，使用经过中文验证的量表包括 MAAS（正念注意力觉知量表）、PSU（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量表）、SRL-SRS（学习自我调节自评量表）和 DDS（数字戒断量表）。数据分析涉及相关性分析、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法）和调节效应分析，控制性别、年龄和家庭收入等协变量。

相关性分析结果

正念与PSU呈显著负相关（r = -0.41, p < 0.01），与SRL（r = 0.35）和DD（r = 0.28）均呈正相关，说明高正念水平者更善于自我调节学习、更多实践数字戒断，且手机成瘾行为更少。

中介效应分析

SRL部分中介了正念与PSU之间的关系（间接效应 ab = -0.11，95% CI [-0.18, -0.05]）。正念不仅直接减少PSU（β = -0.29），还通过提升SRL进一步降低成瘾倾向。

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戒断显著调节SRL与PSU的关系（交互项 β = -0.14, p < 0.05）。即在DD水平较高时，SRL对PSU的负向作用更强，说明定期进行数字戒断能增强自我调节学习对手机成瘾的控制效果。

该研究从积极心理学与自我调节理论双视角阐释了正念对数字成瘾的保护机制。正念通过提升注意控制、情绪调节和元认知意识，增强SRL能力，进而减少冲动性手机使用；而数字戒断通过减少外部数字干扰，为SRL策略的有效执行创造有利环境，从而放大其保护效果。这一结果支持将正念训练和数字戒断实践纳入大学生健康数字行为促进项目，例如在课程中嵌入简短正念练习、推行设备禁用时段、开展SRL工作坊等。

尽管该研究存在横断面设计无法推论因果、样本单一性限制推广、自报告数据存在偏差等局限，但其整合中介与调节变量的条件过程模型为理解PSU形成机制贡献了新见解。未来研究可结合客观使用数据追踪、多维度自我调节测量及纵向干预实验，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并拓展至更广泛人群与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