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指数与精神障碍的U型关联:一项基于丹麦人群的大规模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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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1日
来源:DIABETES OBESITY & METABOLISM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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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推荐:这项丹麦大型队列研究(N=290,468)揭示了体重指数(BMI)与特定精神障碍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联。研究发现,低体重(BMI <18.5 kg/m2)和肥胖(BMI ≥30 kg/m2)均与多种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焦虑症等)风险升高相关,且关联模式存在差异。研究强调了在体重管理中监测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人口学证据。
低体重和肥胖是全球性的健康挑战,其与特定精神障碍的潜在联系日益受到关注。精神障碍因其高患病率、早发以及对生活质量和医疗系统的重大影响而成为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关于高、低体重指数与特定精神障碍关联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存在诸多局限性,如仅将BMI作为分类变量分析、缺乏对特定精神障碍的信息、局限于男性样本、缺乏纵向随访数据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信息稀疏。国际社会已强调BMI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联系,并呼吁关注这一领域的知识空白。从生物学机制上看,肥胖与慢性低度炎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以及胰岛素抵抗有关,这些可能影响神经递质功能和应激反应,增加精神障碍易感性。而低体重则可能与营养缺乏、激素失衡及神经内分泌信号改变相关,损害认知功能和情绪调节。为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利用丹麦国家健康调查和全国性登记数据,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大规模队列研究,旨在探讨BMI与特定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检验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因素对这些关联的影响。
本研究在丹麦这一拥有全民税收支持医疗保健体系的福利国家进行,利用其完善的全人群登记系统进行数据链接。研究队列来源于2010年和2013年丹麦国家健康调查的参与者,纳入了年龄在18-79岁、具有可用自报身高和体重的首次参与者,共计290,468人(男性占49.8%)。索引日期定义为调查完成年度的5月1日。BMI计算为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并同时作为具有5个节点的三次样条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进行处理:低体重(<18.5 kg/m2)、正常体重(18.5至<25 kg/m2,参考组)、超重(25至<30 kg/m2)和肥胖(≥30 kg/m2)。
协变量包括从民事登记系统获取的性别和年龄,以及从健康调查中获取的吸烟状况、酒精消费、基于12项简短健康调查(SF-12)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综合评分。此外,还从丹麦国家患者登记库中回溯15年,汇总了参与者的非精神类合并症史,包括2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心血管疾病、睡眠呼吸暂停、创伤性脑损伤和任何类型的癌症。社会经济因素,如最高教育水平、个人总收入和就业状况,则从劳动力市场研究综合数据库中获取。
精神障碍结局的定义基于丹麦国家患者登记库和丹麦精神病学中央研究登记库中导致门诊或住院医院接触的诊断。为捕捉事件性精神障碍的时间关联,在回溯15年的观察期内,排除了先前有特定障碍诊断的个体。障碍根据ICD-10的亚章节类别进行分类,以确保诊断的高阳性预测值。
统计分析方面,对按BMI类别分层的基线数据进行了描述。研究队列从索引日期开始随访,直至发生特定结局、移民、死亡、任何其他结局或2018年12月31日,以先发生者为准。使用原因特异性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算每1000人年的发病率和粗及调整后的风险比,以正常体重组为参考。模型1调整了年龄和性别;模型2进一步调整了社会经济状况;补充模型则额外调整了生活方式因素和合并症。所有分析均应用了校准权重以减少非参与偏倚,并对缺失数据创建了“缺失”类别进行处理。此外,还按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既往癌症诊断进行了分层分析,以检验效应修饰作用。进行了两项敏感性分析:一是将结局定义拓宽至包括精神药物治疗的初始使用;二是排除随访头2年内发生精神障碍的个体。
在应用权重后,共有289,675名(97.1%)参与者拥有可用的BMI数据。中位随访时间为5年。基线特征显示,队列包括6201名(2.1%)低体重者、142,812名(49.3%)正常体重者、98,914名(34.1%)超重者和41,747名(14.4%)肥胖者。低体重组的中位年龄较低(33.6岁),而超重和肥胖组的中位年龄较高(均为49.8岁)。肥胖组中高教育水平者的比例最低,正常体重组中收入极高者的比例最高,而低体重组中该比例最低。基线时,任何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在低体重组为13.7%,正常体重组为7.5%,超重组为7.4%,肥胖组为10.6%,表明BMI两端的人群精神障碍负担更重。
研究发现BMI与特定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焦虑、应激相关及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和人格障碍)之间存在U型关联。具体而言,与正常体重相比,低体重与器质性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和进食障碍的风险升高显著相关。超重仅与心境障碍风险轻度升高相关,而与物质使用障碍风险降低相关。肥胖则与人格障碍、心境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焦虑、应激相关和躯体形式障碍的风险升高显著相关,但与物质使用障碍风险降低相关。对于自杀,肥胖组的风险比显示降低趋势,但置信区间较宽。这些关联在补充模型进一步调整后结果相似。
超重、肥胖与精神障碍的关联在女性中通常比男性更明显,尽管估计值的精确度较低。此外,大多数关联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未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或既往癌症状况对关联有明确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60-69岁年龄组中,低体重与自杀风险的关联显著增强。
当排除既往有精神药物治疗史的参与者时,大多数精神障碍亚型的结果与主要结果相似,但肥胖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减弱,与焦虑、应激相关和躯体形式障碍的关联消失。排除索引日期后最初2年的随访期,结果与主要结果相似。
本研究证实了低体重和肥胖均与精神障碍风险升高相关,但关联模式存在差异。U型关联存在于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焦虑等相关障碍、进食障碍和人格障碍。低体重与器质性障碍、进食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关联,可能部分由诊断前的体重减轻所解释,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超重与精神障碍缺乏显著关联的结果与先前一些研究一致。肥胖与多种精神障碍的正相关支持了现有证据,但其与物质使用障碍的负相关可能与诊断前体重减轻有关。肥胖与抑郁的关联可能是双向的,涉及内分泌、代谢改变以及体重歧视等心理社会因素。肥胖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可能受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体重增加所混淆,敏感性分析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肥胖与自杀风险降低的关联虽反直觉,但与其他研究一致,可能需要从神经生物学缓冲等因素解释。U型关联的发现强调了需要对体重谱两端的个体采取综合预防和治疗策略,并将心理健康考量纳入体重管理。
本研究的优势包括基于人群的设计、大样本量、能够评估医生诊断的特定精神障碍以及应用权重减少偏倚。局限性在于健康调查的应答率(2010年60%,2013年54%),虽应用权重进行了调整,但残余偏倚可能仍存在。BMI为自报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缺乏纵向BMI轨迹数据来捕捉体重变化的动态影响。精神障碍结局仅基于医院数据,可能只捕获了严重病例,尽管敏感性分析包含了药物治疗信息。BMI作为测量指标,无法区分体脂分布、肌肉质量等细节,且在老年人群中可能低估体脂。
这项大规模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表明,低体重和肥胖均与精神障碍风险升高相关,但特定精神障碍的关联模式不同。研究结果支持了BMI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体系,强调了在体重管理策略中整合心理健康监测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连接BMI与特定精神障碍的潜在通路,包括双向效应以及共同的生物学或心理社会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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