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个体胰腺癌监测障碍评估：遗传咨询视角下的挑战与对策

本综述系统分析了高危个体(HRIs)参与胰腺癌(PC)监测的主要障碍，通过对50例受访者的定向内容分析，揭示了影响监测依从性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 logistical barriers（34.4%）、医疗建议差异（28.1%）、健康问题优先级（25.0%）和记忆召回困难（25.0%）是中止/推迟监测的主因，而未开始监测者主要受记忆障碍（27.8%）、费用（22.2%）和侵入性操作顾虑（22.2%）影响。研究强调了遗传咨询师在消除监测障碍中的核心作用，为优化PC监测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胰腺癌监测障碍的系统性评估

引言背景

胰腺癌(PC)作为美国女性第三大、男性第四大癌症死因，预计到2040年将跃居第二大癌症致死原因。其总体5年生存率仅13%，是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约15%的PC病例与遗传风险相关，其中3%-5%归因于明确的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5%-10%发生于有家族史但未发现已知基因突变的个体，这两类人群被统称为高危个体(HRIs)。BRCA1、BRCA2、ATM等基因的胚系致病性变异(PVs)与PC风险增加显著相关，而CDKN2A、PRSS1等罕见基因突变同样会提升患病风险。

早期检测虽能改善预后，但由于普通人群发病率低（2024年仅占新发癌症的3.3%）、筛查方式存在争议且可能带来假阳性等危害，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不建议对平均风险人群进行常规筛查。然而，最新指南推荐对适龄HRIs采用腹部MRI联合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或内镜超声(EUS)进行年度监测。对于不同风险人群，起始监测年龄存在差异：家族性PC患者建议45-55岁或早于家族最早发病年龄10年启动；BRCA1/2等中低外显率基因携带者考虑50岁起始；而STK11相关Peutz-Jeghers综合征等高风险人群则需从30-35岁开始监测。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半结构化访谈和定向内容分析法，从563名参与三项PC监测研究的HRIs中筛选出96名合格对象，分为三类：中止组（≥2年未完成监测）、推迟组（曾有≥2年监测间隔）和未开始组（医嘱3个月后未执行基线EUS）。通过电话访谈收集数据，使用演绎与归纳编码分析障碍因素。

研究结果

最终纳入50例有效访谈，受访者中74.1%为女性，93.1%为白人，中位年龄63岁。遗传背景显示65.5%携带PC风险基因PVs（BRCA2占25.9%），34.5%为家族性PC。

监测中止/推迟的主要障碍包括：

1. 1.
   logistical barriers（34.4%）：交通不便、时间冲突、调度困难等。如一名受访者坦言："丈夫去世后我停止了监测…他负责开车，失去他后我无法独自前往城市医院"。
2. 2.
   医疗建议差异（28.1%）：不同医疗专业人员对监测频率的建议存在矛盾，如将年度检查改为两年一次，或建议仅在与结肠镜检查同时进行EUS。
3. 3.
   健康问题优先级（25.0%）：其他疾病治疗优先于PC监测。一名肺癌幸存者表示："近期多次手术使我无法按时完成监测"。
4. 4.
   记忆召回困难（25.0%）：患者无法清晰回忆医嘱细节。有受访者惊讶道："您来电太及时了！我正想询问下次监测时间"。

未开始监测者的首要障碍为记忆困难（27.8%），其次为费用（22.2%）和侵入性操作顾虑（22.2%）。有参与者直言："不想惊动沉睡的熊"折射出对检查引发风险的恐惧。其他因素包括COVID-19疫情影响（21.9%）、搬迁（18.8%）及非医疗生活事件（6.3%）等。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将障碍分为三级可干预性：可直接行动障碍（如调度问题、记忆困难）可通过优化预约系统、强化患者教育解决；潜在可行动障碍（如检查恐惧）需心理支持介入；而费用、搬迁等结构性障碍则期待无创检测技术（如血液标志物）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障碍在多重癌症风险管理背景下尤为突出，建议采用议程设定、回授法等沟通策略提升依从性。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人群以白人女性为主，且所有对象均来自科研项目注册者，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更广泛的HRIs群体。此外，2014-2021年参与者的监测实践可能受到快速演变的指南影响。

结论与展望

遗传咨询师作为HRIs的核心联络人，需持续关注PC监测障碍的动态变化。针对可干预障碍，应建立标准化随访提醒系统；对于技术局限性，则需加速无创检测技术的临床转化。多中心研究和医疗共识的推进将最终实现PC监测的精准化与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