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性史证据的可采纳性：探讨在考虑性别和种族因素时其对模拟陪审员判断的影响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Admissibility of Prior Sexual History Evidence: Examining Its Impact on Mock-Jurors’ Judgments When Gender and Race Are Considered

本研究通过模拟陪审员实验，探讨性侵案件中原先性行为证据（PSHE）、受害者及被告性别、受害者种族对陪审员判决和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PSHE缺失时，陪审员更可能定罪被告，且男性受害者比女性更易被定罪；原住民受害者更受信任。但PSHE对二分制判决无显著影响，说明证据可能不足以单独改变判决，但影响连续变量如定罪评分和感知。性 myths接受程度在二分制判决中起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中，探讨了在性侵案件中，关于受害者性历史的证据（即所谓的“性侵保护法”）是否会影响陪审员的判断。研究重点分析了性侵保护法的实施情况、受害者和被告的性别、以及受害者种族（白人与原住民）对陪审员决策的影响。通过让大学生扮演陪审员的角色，研究者收集了他们在阅读模拟庭审材料后对被告的罪责程度、对受害者和被告的评价等数据。结果显示，当没有关于受害者性历史的证据时，陪审员对被告的负面评价更高，对受害者的正面评价也更强烈，并且更倾向于判定被告有罪。此外，当受害者是男性时，陪审员更可能做出有罪判决，而当受害者是原住民时，陪审员对被告的负面评价更为显著，对受害者的正面评价也更明显。

性侵保护法的设立初衷是为了防止在性侵案件中使用受害者的性历史作为证据，以避免形成“双元谬误”（即认为受害者性历史可暗示其可信度或是否同意性行为）。然而，这些法律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争议，因为过度限制相关证据可能会影响被告的辩护权，导致其无法获得公平的审判。尽管法律设定了证据的使用条件，如相关性、具体性以及证据的可采性，但现实中，一些法官可能错误地采纳了这类证据，或者未能向陪审员提供明确的指导，这可能影响陪审员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

研究还发现，陪审员对性侵案件的判断可能受到他们对性侵相关偏见（即“性侵谬误”）的影响。例如，当陪审员高度接受性侵谬误时，他们可能更容易认为受害者有罪或不够可信，从而影响最终的判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偏见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性侵历史的证据，陪审员仍可能基于其固有的偏见做出有罪判决。然而，当陪审员的偏见较弱时，性侵历史的证据可能不会对他们的判断产生显著影响。

性别和种族在性侵案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女性仍然是性侵案件的主要受害者，但研究也指出男性同样可能成为性侵的受害者。陪审员在判断性侵案件时，可能会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例如认为男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被归咎于自身，而女性受害者则更易被同情。同时，种族因素也可能影响陪审员的判断。例如，当受害者是原住民时，陪审员对其的评价更倾向于正面，而对白人受害者的评价则可能更负面。这一发现与近年来社会对原住民性侵问题的关注有关，也反映了陪审员可能对某些群体持有不同的看法。

研究进一步发现，受害者性别与种族之间的互动也可能影响陪审员的判断。例如，当受害者是女性时，陪审员对其的评价可能受到其种族的影响，而当受害者是男性时，种族因素可能并不显著。这表明，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和被告的多重身份特征可能共同塑造陪审员的判断，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性别或种族因素。

尽管研究结果揭示了陪审员在性侵案件中的判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例如，参与者的样本主要是大学生，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此外，研究并未包括陪审员之间的讨论环节，这在现实中是重要的，因为陪审员的集体讨论可能改变个体的判断。未来的研究应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和代表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理解性侵案件中陪审员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强调了在司法实践中，性侵保护法的实施并不总是能有效防止偏见对陪审员的影响，同时揭示了性别和种族在陪审员判断中的复杂作用。这些发现对司法系统的改革、陪审员的培训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